观点
发生两次的历史
陈玺安谈徐震之后的策展
1999年“超市展”展览现场. 图片：没顶公司.
历史再度成为现实的情况并非都是一些虚无的例子。
在《杜尚之后的康德》（ Kant After Duchamp ，1993）中，蒂埃里·德·迪弗（Thierry De Duve）记下了学生时期一段与福柯的短暂对话。德·迪弗问福柯书写当代艺术是否可能，并提出自己的困惑：“你研究古典时期的著作得益于超过两个世纪的历史距离，而现代性太近了。我觉得自己陷在一种两难困境里：如果说现代性的考古学成立的话，我们就不再是现代的，又或者，我们还仍处于现代性之中，那么，现代性的考古学就无法成立。”对此，福柯用一种现在看来有点市场决定论的口吻微笑并鼓励道：决定权不在你，而在于你的读者。也许福柯说对了，至少这在市场决定论的中国根本不是问题。许多才过去十几年的事情就可以举行回顾。最近，由艺术家徐震与哲学家陆兴华主持的“上海广场”在同名商场中开幕，仍在招商阶段的地面层空间摆满没顶画廊相关艺术家的作品，顺带将徐震刚出道时共同策划的“超市艺术展”的回顾访谈以及比翼空间的大事记草草放在展场角落。“重大的历史事件都会发生两次”。第一次是在1999年，飞苹果、杨振中、徐震借了现代艺术中心的牌，让33位前卫艺术家跻身当年上海广场的闲置空间，模仿超市货架设施来办展——有点1993年日本的“银座艺术漫步”（Ginburart）舍弃美术馆、介入消费人群的挑畔意味。2020年，破碎的历史材料沦为兑现商场聚拢人气的需求，自然也不需要像第一次那样被请去喝茶了。
当然，超市展不是只属于徐震。但相较于众多历史上的展览和替代空间的乏人问津，许多人至今仍不断谈起超市展，多半是因为超市展被联想成某种创业神话的形象，徐震将物流系统这条路走到直也是原因之一。策展人鲁明军在2014年的文章“从方法到文化：没顶的系统实践”中乐观阐述没顶“预示新的个人文化共同体崛起”，就是从细数徐震历年来以超市为形象的实践开始。收录在《上海当代艺术归档项目1998–2012》（2018）的题为“绵延的个体—共同体：1998年以来上海的展览实验”的文章中，鲁明军则感叹道，比起2000年代当时一系列徐震等艺术家集体策划的展览，当下的上海真是进入了弱策展的时代——或者根本没有策展可言。鲁明军的发言让我想到德·迪弗的矛盾：要么当下在视野中的没顶也被卷入了弱策展时代，新的策展文化不成立，要么新的个人文化共同体正是弱策展的一个表征。
徐震®，《永生(希腊柱，高跟鞋)》，2020年“上海广场”展览现场，玻璃钢、喷漆，820 x 390 x 133 cm. 图片：没顶公司.
不过，最终真正终结了比翼这种需要什么就发明什么的独立空间的也许还是艺术环境本身。人们注意到，2005年开始，原本积极递交方案的本地艺术家们开始有新的去处：做自己的个展，人们也慢慢开始认识到商业空间做个展、实验空间做群展的惯例。2006年，上海艺术家在香格纳画廊、比翼艺术中心、多伦美术馆、证大现代艺术馆等多家机构的支持下组织的“38个个展”多多少少是围绕在这个艺术圈的新认识而设的玩笑。
中国当代艺术不会永远年轻，当年亚洲经济快车上的前卫艺术家们也开始步入做回顾展的人生阶段。不过绝大部分回顾都没办法呈现这个时间变化的噩梦效应：生活费低廉的城市，也在20年内纷纷成为高房价都会。2009年的“中坚：中国艺术的八个关键形象”所提出的中生代艺术家到了2020年还是中生代。更接近我同代的80 、90后艺术家往往有两种选择：少数人尝试继续成为亚洲奇迹的最佳代表（所谓的亚洲未来主义正是这样的包装），更多人则着手尝试表演讲座、散文电影，用上大量历史材料，仿佛在填补这个过往奇迹背后支离破碎的当代亚洲历史。与此同时，在北京、上海，人们对当代美术馆票价的心理接受程度，也从2007年尤伦斯艺术中心举办85新潮回顾展的30元，走到今天动辄超过百元。助长当时中国艺术生产模式的“廉价生产力×高周转率=世界工厂”的方程式已经不再，当年的艺术场景之于现在的我们看来反而有如未来——2007年时，所有足以塞满军工厂车间的超大型作品，现在看来真像是置身在科幻小说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