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寻孔融显名原因时，有这样三个因素值得关注:一是孔融出身名门；二是孔融因收留党锢中人获罪当死但没死，因此名声大振;三是孔融多次忤逆上司或是最高上司(皇帝)。这一点符合当时社会评鉴人物的标准，这成就了孔融的盛名，也为他赢得了天下人的敬重，但也成为建安十三年被杀的因素之一。拥有高名的孔融获得了很高的社会政治地位，“为侍御史”，“拜中军侯”，“迁虎贲中郎将”，“征融为将作大匠，迁少府”。这样看来，受世人敬重的享有声望的又有才名的孔融是符合入选“建安七子”标准的。
二、曹丕出于自己的特殊喜好
我们再细看《典论·论文》文本。首先，《典论·论文》开篇即曰:“文人”如何，“今之文人”如何，实际上说它是一篇文人作家论并不为过。这种主要以作家为评论对象的文论，是由东汉以来的人物评论的风气演变来的，只是把品藻的标准变为文辞的罢了。论文实际上就是论人，既是论人就不可能不受到当时品人标准的影响。曹丕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这其实受当时品人标准的影响。
东汉议论人的品性有清浊之分，所以论文也就“清浊有体”了。那么，“高名清才”的孔融被曹丕列入建安七子的行列也不是一件希奇的事。第二，当我们对《典论·论文》的文本进行分析能够发现曹丕对文及对文人批评的标准。曹丕在《典论·论文》里，提出了“文气说”，认为才有巧拙，性有清浊。他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可见，曹丕非常重视作家“文气”的有无。而孔融的文章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气盛”。《文心雕龙·才略篇》也说:“孔融气盛于为笔。”曹丕对特别喜爱的孔融评价是“孔融体气高妙”。而他人则无此赏誉。第三，中国的文学批评，与当时的政治思想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典论·论文》作为最早的系统性的文论，实际上还是从政治实用的角度出发的。例如在《典论·论文》里，曹丕提出的文体分类及其各自特点的思想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
这里曹丕列举出八种文章，分成四类，分析了它们各自的特征，即后世学界称之为“四科八体”说。到陆机的《文赋》中，就把这一理论又向前推进了一步。这体现在正文的第五段:“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将这两种论述比较可以见出，陆机提出的这个“十体”说，与曹丕的“四科八体”相比，在各类文体的具体排名次时，曹丕是将纯文学的“诗”、“赋”二体排列在八体最后，而把朝廷的应用文体“奏”和“议”放在最前。
到陆机的文体论，则把这种次序完全颠倒过来了，最先排列的是“诗”和“赋”，最后才是“论”、“奏”“说”。这也从另一个层面反映了陆机对审美文学的认识和重视确实比曹丕前进了一步。换而言之，曹丕的“论文”还是从政治的角度出发，远不如陆机的审美认识纯粹。曹丕把孔融列入建安七子恐怕也出于他个人的喜好。《后汉书·孔融传》:“魏文帝深好融文辞，每叹曰‘扬、班俦也。’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辄赏以金帛。”
由此可知，曹丕将孔融列于建安七子之中，并列于首位，实际上是有他自己个人的爱好因素在内的。当然，在我们今人看来，如果单纯从文学成就上讲，最有资格作为建安文学的代表的当是王粲和曹植。但选建安七子作为建安时期文人的代表并将孔融列为榜首，这本身就是曹丕的一家之言，有他的片面性，因此会受到种种因素的影响。可以这么说，曹丕选这七子为建安文学的代表，并非以与自身个人关系是否亲密为标准，也并非以年龄作为参照，他是受当时评鉴人物风气及社会思潮的影响；他将孔融列为建安七子之中且为榜首，应是出于自身的特殊喜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