躬耻
咸丰四年（1854）四月赵之谦自刻的“赵之谦印”朱文印和“益甫手段”白文印也都是学习浙派的佳作，进一步佐证了赵氏早期的治印渊源。
理得心安
二、1854—1861年—由浙入皖时期
（1）与傅以豫、傅以绥的交游—汉铜印意和追摹黄易。咸丰四年（1854），赵之谦随缪梓调署而客杭州府。他为金石收藏研究的同好傅以豫和其五兄傅以绥刻了一批印章。
傅以豫又名以礼，嗜藏书、金石，曾任福州府事、加盐运使，后官至正五品台湾府海防兼南路里番同知。傅以绥，字艾臣，号莱子，傅以豫五兄。傅氏二兄弟是以往学者分析影响赵之谦印风形成中比较容易被忽视的一股力量，但二人的交往，对赵之谦“印外求印”思想的形成，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傅以豫曾将其所藏金石器物辑成二册，题为《华延年室金石小品》（今已不可考），一册为古器物铭、泉币、化布，一册为造像题记，因赵之谦为小品题匣板而推测受之影响深远。但据我们考察，尚未发现存世的文字、图像记录能够论证这种观点。
因而关于傅氏兄弟与赵的交往，我们姑且从印章的受赠方，即傅氏兄弟的趣味来分析赵之谦印风的变化。傅以礼藏书颇丰，专门传有《华延年室题跋》，录有为收藏的印谱所作跋文。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为汪启淑的《汉铜印丛》所作之跋，傅氏有收藏《汉铜印丛》，专为做跋。
而汪启淑集印自周、秦迄宋、元，收藏达数万钮，辑印谱二十八种，最为人所知的当属《飞鸿堂印谱》，傅以礼的《华延年室集印》中说他见到的《飞鸿堂印谱》“印质不详”“例各不同”，未见溢美之词。
而且在题跋中还提到他收藏的汪启淑另外一套汉印谱，即《讱庵集古印存》，称“余斋亦有存本”除去流传的因素，傅以礼特选《汉铜印丛》和《飞鸿堂印谱》汉印作跋，可见品位。
汪启淑的《讱庵集古印存》序文中提到，“近世临摹盛行，既失古人淳朴之趣，而寡识者昧于甄鉴，赝刻惟就险怪粗俗……仆幼即嗜古印好古之家”，可以看出，“摹古”是这套丛书的基本品位，我们猜想，傅氏应该也是对这种风格有极大的兴趣。
从目前可以见到的《汉铜印丛》与该时期赵之谦所刻仿汉意的印来看，汉印在赵之谦的篆刻中影响作用可见端倪。“成相私印”白文印、“邓植私印”白文印、“寒邑私印”白文印均出自《汉铜印丛》。
更早的一位汪氏也引起了傅以礼极大的兴趣，即明朝《宝印斋印式》的作者汪关。汪关制印，不染时俗，一宗汉法，篆法精严，章法沉稳，善用冲刀。蒋香生太守得《印式》一套，傅以礼“借观累月，爱玩莫释”，并“以汉玉印易得”，可见推崇。《印式》所收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汪关收藏印，一部分为汪氏自制印。
在本文看来，对于《宝印斋印式》，傅以礼似乎更看重汪氏自己的作品。他言《赖古堂印谱》后附有汪关手制印若干，而一直不知道有单独的《宝印斋印式》，得之狂喜，并称“尹子固不必藉人而转”。“张冣私印”、“宋长私印”、“万汤私印”便是汪关收藏的汉代私印。
汪氏自己的刻印，多依据朱文印、白文印的不同特点而进行发挥。他所刻的白文印与其所收藏汉印类似，呈现古朴的面貌。从以上二人的收藏及篆刻，不难看出傅以豫的趣味，即对严谨纯正、典雅静穆的汉印的爱好。此时的赵之谦的确也应傅氏之托，刻了几枚仿汉印意的印章送与傅氏。
咸丰四年（1854）赵之谦的白文印“以豫白笺”，款曰：“节子属仿汉印，刻成视之，尚朴老。冷君记。”这时的赵之谦已经开始有意识地摆脱早期二陈的影响，从篆体上来看字体“尚朴老”，显得更为浑厚。与这枚印风格十分类似的是“以绥私印”白文印，款曰：“作小印须一笔不苟，且□浑厚□□□□□到此地步也。㧑叔为艾翁刻。”在风格上这枚印与“以豫白笺”极为类似，都是有意识地尝试摆脱浙派积习。
具体对比可以看出，赵之谦的这两方印有明显的仿汉印意味。但也还是有区别，以上所举汉印之“印”字，多上下一般体量，五五分；赵之谦的印字则下面明显长一些，三七分。而且在“印”字上半部份的处理中，三个撇均有明显转折，与一般汉印不同。在上文提到的二汪收藏中也仅有“部曲将印”白文印一例如此，属于少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