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晚清艺术史上最重要的艺术家之一，赵之谦诗、文、书、画、篆刻无所不精。
在其艺术生涯中，篆刻最为突出，融合浙皖两派，融古开今，深刻影响了后来的吴昌硕、黄牧甫、齐白石、赵叔儒、易大厂等人。
目前，学界对赵之谦篆刻风格流变的研究集中于1862年赴京之后。
这一时期，赵之谦和他的朋友胡澍、沈树镛、魏锡曾等，广交以潘荫祖为代表的大收藏家，并在京城分头搜集了各种碑拓、字画，赏奇析疑、鉴别真伪、考证年代、论文咏诗，大大开阔了眼界。
反映在篆刻上，则体现为“印外求印”理念的进一步成熟，在刀法章法上持续不断地从碑碣、钟鼎文、铸镜、六国币铭、秦诏版、汉金文、砖瓦刻、封泥、金石文字中汲取营养。
然而，学界也恰好忽视了，赴京之前的赵之谦随缪梓宦游石门、衢州、常山等地，由此接触名迹古物日多，临习了大量不同风格流派的书画篆刻作品；
在青年时代，赵之谦还结识了傅以豫、傅以绥兄弟及郭成勋等人，他们收藏的金石碑版、钟鼎权铭，都为他奠定了厚积薄发的基础。
鉴于对这一时期研究的薄弱，笔者依据现存早期印作的风格变化，特将该时期划分为三段，结合赵之谦的交游经历，详作解析。
一、1853年以前—学习浙派时期
大概是受地域风尚的影响，赵之谦的篆刻最早学习浙派，自称受陈鸿寿影响：“余少学曼生，久而知其非也，则仅弃之。”他的至交魏锡曾也作过类似评价：“善学修能者，惟丁钝丁；善学曼生者，惟吾友赵㧑叔，不似之似，难为不知者道也。”胡澍言：“初遵龙泓，既学完白，后乃合徽、浙两派，力追秦汉……
”从其现存印作来看，赵之谦在34岁结交魏锡曾之前，一直有模仿浙派的作品。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赵之谦最早的、有明确纪年的印作，是刻于1852年的“理得心安”白文印，字形方整，切刀迟涩，呈现锯齿状，作品章法也没有大的瑕疵，虽然显得有些中规中矩，但却显示出赵之谦的模仿把握能力。
另一方面，赵之谦17岁时跟随沈复粲学习金石之学。沈氏是绍兴著名的藏书家，他晚年与越中藏书家杜春生来往密切，杜春生撰有《越中金石记》，沈复粲有《越中金石广记》《小云巢金石目》，这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赵之谦的眼界。
赵之谦自1850年起进入缪梓幕府，在从事文笔之职的同时，也追随缪梓学习考证之学，与胡培系、胡澍、王晋玉、周丈等人同门，一同切磋学问和艺术。当时的缪梓“不薄辞章，不右宋，不左汉，主于有用”。
咸同时期，程朱理学兴起，推崇考据的汉学遭到排斥，沈复粲和杜春生比较推崇阳明心学，而缪梓在当时的学术争端中，明确地摈弃了门派之见，“访求遗闻故事，考载记，按图籍，识古法以准今时，征成败利钝之故，观斟酌变通之几”。这种治学态度深刻地影响了赵之谦。
在咸丰三年（1853）写给胡培系的信中，他谈道：“弟少事汉学，十年后潜心宋学者七年，今复为汉学。窃谓，汉宋二家其原则一，而流则殊。康成诸公，何不尝明理道，周程诸子何尝不多读书？流极既衰，乃有木雕泥塑之考据，子虚乌有之性命，此类为二家作奴，恐亦在屏逐例。
”黄宾虹跋《吴让之印存》：“赵㧑叔经学得常州学派之传，于治印不立门户……欲以其治经之学，通于治印。”这在一定程度上为赵之谦日后敢于打破浙派积习，兼收并蓄两家之长奠定了基础。
然而，囿于地域风尚的限制，再加上缪梓、沈复粲皆非印人，赵之谦早年学习浙派几乎是不可避免的。1852年，赵之谦“躬耻”朱文印，呈现长形，线条很细，用冲刀刻成，边款稍近颜字，刀法较稚嫩，也属浙派面目。
该印款曰：“涤甫夫子大人正。壬子四月，受业赵之谦记。”涤甫即宗稷辰，他与沈复粲交好，为咸同年间理学复兴的骨干人物，还为后者撰写墓志。咸丰二年（1852）宗稷辰来杭州讲学，赵之谦、周星誉、王星諴、李慈铭等人投其门下，请教学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