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连德与夫人黄淑琼虽然一生聚少离多，但夫人对他的帮助很大。在北京居住期间，黄淑琼用英文写了中国的四大美人，在国外出版后很受欢迎，最后一本《貂蝉》没写完就去世了。紧接着，伍连德在上海的家被日本飞机炸得粉碎。伍连德大受打击，1937年，他自上海返回故乡南洋。
文/本报记者 李喆 供图/黄建堃
谁也没想到，就在这时，一场巨大的灾难正在降临。1910年12月18日，正在天津陆军军医学堂的伍连德意外接到外务部急电，“火速进京”。施肇基召见伍连德，他才知道哈尔滨一带发生大规模疫病，已经一个月了。施肇基非常着急，“疫病突起，地方上没有能力控制，俄、日双方向朝廷施加压力，都要求独自主持北满防疫，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危机之下，伍连德接受了外务部的任命，他平静地说，“施大人，我没有什么要求，为国家效力是我的荣幸。”
当时人们对这场疫病完全没有认识。日本派出研究人员到哈尔滨，解剖了上千只老鼠都没有发现鼠疫杆菌，但是疫情还在肆虐，而且死亡率非常高。当时报纸曾载，一个俄国官员带着夫人从火车站到江边，几公里的路，他们亲眼看到沿途倒下了十几个人；一个挑着担卖花生、瓜子的小贩，卖着卖着突然间倒地死去，花生瓜子被路人抢光。
伍连德只带了一个中文比他好些的助手，飞奔哈尔滨。他们圣诞节当天下午到达，第二天就去走访调查，很快得知一个旅店老板的夫人染疫而死。伍连德和助手立刻前往，反复做当事人家属的工作后，才把尸体带到诊所做解剖，确诊是鼠疫杆菌。当时的外国专家都难以置信，是中国人做了第一例尸体解剖。
调查中，伍连德发现买卖旱獭皮的商人和猎人染病的比较多，他推测传染源可能不是老鼠，但非常凶险。他马上向总督报告，并且按照约定直接向外务部施肇基用英文发送了九条措施。
但同时在东北做调研的日本人、俄国人还认为是腺鼠疫，并认为这个病是通过老鼠传播，而不是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当时就职于北洋医学堂的法国军医迈斯尼也因此与伍连德各持己见，闹到外务部。在施肇基的支持下，伍连德才得以继续主持满洲防疫。
就在此时，哈尔滨的疫情急转直下：24小时内死亡达到50人，鼠疫已经从局部流行变成全面暴发。俄国方面和日本方面却迟迟不配合隔离方案。当时俄国铁路医院收治了一批鼠疫病人，院长是俄国著名的细菌学家，他们给自己的医生注射了鼠疫血清。
迈斯尼也到铁路医院给病人检查，因没戴口罩，第三天便染病发烧。见到闻讯赶来救治他的伍连德，迈斯尼吃力地说：“伍博士，你是对的。”仅仅过了三天，迈斯尼便去世。所有的人都震惊了，也同时真正意识到了鼠疫的凶险。
伍连德召集全城官员开会，不同以往的是，所有官员早早就聚集在防疫部门前等着他。面对一片混乱和不知所措，道台于泗兴大声说：“听伍大人的！”
袁世凯眼中的国士
伍连德设计了简易加厚口罩，下令大量赶制，供应全体防疫人员使用。他还下令准备充足的硫磺和石炭酸等消毒剂。地方官员迅速行动起来，呼吁老百姓观测体温、戴伍氏口罩。伍连德又果断调来120辆火车车厢，当作隔离病房，在疫情中心傅家甸分出红黄蓝白四个区进行隔离。每个区合理配置了医生、助理、警察。病人不许出来，政府提供食品，在重要道路派兵封锁。
然而让伍连德不解的是，又一个月过去，到了1月30日，病死率还居高不下。他推断肯定有重大的遗漏点，于是重新做社会调查。最后到疫区坟场一看，大吃一惊。天寒地冻之间，两千两百多具尸体没有掩盖地露天摆放着！现场的五六个工人干一天才能掩埋一口棺材，太多的尸体根本处理不过来。他看到坟场上不仅野狗、野猫窜来窜去，还有人来偷东西，都造成了新的传染源。伍连德还发现，有些小旅店怕影响生意，只要发现咳嗽、发烧的人，就扔到大街上。而半夜被扔出去的病人有很多是被冻死的。
伍连德意识到，只有把全部尸体焚烧，才能彻底消除隐患。可在1911年的中国，人死后讲究入土为安，绝大多数人根本没听说过“火化”，这让他遇到难以想象的困难。伍连德把当地的士绅官员请到坟场，看到眼前的惨状，每一个人都被震惊得脸色沉重。官府召集全城所有头面人物做工作，国难当头，大家一致签字同意焚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