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是历史学中永无止境的课题。因为历史需要沉淀，许多历史人物都不能盖棺论定。人之行为的悖论，难以逆料，人性之曲折隐秘，复杂微妙，所谓知人论世谈何容易。而评述历史人物，最易犯的毛病，就是褒之捧入九霄云外，贬之打入十八层地狱，而捧煞、棒煞的症结，就是不能实事求是，尊重史事的真相。我认为，评价历史人物不要过度注目于某些历史积案的是非，也不要简单地用后世的是非观、价值观来判断历史。特别需要摆脱历史人物道德化的研究方法。对司马懿的认识，应该跳出权臣“篡位”说。从大历史观来看，司马懿既是曹魏政权的掘墓人，但同时也是曹操统一事业的继承人。这个看似二律背反的历史现象在司马懿身上得到了完美的结合。对司马氏统一全国的功绩，东晋史学家习凿齿做出了高度评价：“除三国之大害，静汉末之交争，开九域之蒙晦，定千载之盛功者，皆司马氏也。”司马父子结束了三国鼎立的局面，使天下重归一统，这是评价司马懿最主要的标尺，也可作为评价其他历史人物的参照系。
（朱婷婷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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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28年，魏大司马曹休因石亭之战惨败而抑郁病亡，曹休一死，魏宗室人才凋零，统兵的高级将领只有曹真一人。一年多后，即太和四年，司马懿由骠骑将军晋为大将军。公元231年，诸葛亮发动了第四次北伐，而曹真也恰在其时病逝。因曹魏宗室精英皆已亡故，故司马懿此时已成了挂帅出征、对抗诸葛亮的不二人选。
司马懿取代曹真，执掌兵权，这是司马懿人生的一个重要节点。虽然他并未由大将军晋为大司马，但在曹魏军界已无人能出其右，司马懿俨然成为曹魏军队的最高统帅。但必须注意的是，自曹魏政权肇建以来，不用异姓为帅，已成了祖宗家法。此次魏明帝命司马懿统率大军对抗诸葛亮，显然是打破了祖宗成规。曹叡为何会破例？是他特别信任司马懿吗？恐也未必。最主要的原因是魏国宗室中已无人可以任用。诸葛亮数次大举攻魏，已成为曹魏的头号劲敌，除司马懿、张郃等大将尚可使用之外，魏国此时也出现人才匮乏的局面，故曹叡不得不将兵权交给司马懿。除此以外，曹叡比较自信，认为自己完全可以驾驭司马懿。东晋史家孙盛曾言：“魏明帝天姿秀出，立发垂地，口吃少言，而沉毅好断。初，诸公受遗命辅导，帝皆以方任处之，政自己出。”历史事实也证明，魏明帝确实是一代雄主。他在位期间，牢牢掌控大权，谁也不敢有图谋不轨之心。
公元234年，蜀相诸葛亮在与司马懿五丈原对峙时，病殁于渭水军营之中。随着诸葛亮的病故，蜀汉再也不能对曹魏构成实质性的威胁。凭借这一军功，司马懿威望如日中天。《晋书·乐志下》不无得意地颂扬司马懿：“我皇（指司马懿）迈神武，秉铣镇雍凉。亮乃畏天威，未战先仆僵。”虽然这是《晋书》的吹捧，但自从司马懿建此功业后，无论是声望、资历、能力，还是军功，曹魏军政两界已无人再出其右了。
耐人寻味的是，对蜀战争刚一结束，魏明帝即下诏令：“以大将军司马宣王为太尉。”从大将军与太尉职权比较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太尉的重要性和实际权力远不如大将军。那么，魏明帝为何要将刚刚建立显赫战功的大将军司马懿调任为仅具荣誉之职的太尉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曹叡对司马懿产生了疑忌。从曹操时代就形成的曹氏家法和潜规则是：为防范大权旁落于外姓大臣之手，军队统帅或总兵之权必须牢牢掌握在曹氏或夏侯氏之手。但由于夏侯惇、夏侯尚、曹仁、曹休、曹真等宗室大将相继病逝，诸葛亮又不断北伐，对曹魏形成巨大的压力，在曹魏宗室已无人可用的状况下，曹叡迫不得已，才拔擢司马懿为大将军，统兵对抗诸葛亮，这其中多少有无可奈何的成分。诸葛亮病逝，蜀汉也停止了北伐，这让曹叡如释重负，大大松了一口气。既然吴蜀已构不成重大威胁，又何必将兵权交付给异姓大臣呢？所以魏蜀战事甫一结束，魏明帝就免去司马懿大将军之职，改任太尉，这一调任，看来是平调，实际上是剥夺了司马懿的兵权。然而，时势难以逆料，不久，辽东公孙渊叛乱，因朝中无人可委以平叛重任，曹叡无奈之下，只能重新启用司马懿，以致司马懿又再次染指兵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