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在卜辞中写作“奠”，“邑”旁是成为地名后加上的。郑国的取名就取得不太好，郑国的“郑”是“奠”的意思，在今天的人来看，就是死人葬礼的时候才会用到，这是郑桓公成为郑地之主，要改变“郑”的字形的根源，可是即便如此，就算加上了“邑”，联系起来也能解释为“祭奠之城”，听起来就非常的不吉利。
那么，郑桓公为什么会选择“郑”这个字作为国家的名字，是个很奇怪的事情。有的东西从一开始就已经决定了，这并非是郑桓公所能改变的，比如郑桓公的所谓“郑”地，很有可能在最早受封的时候，就被周天子所定义为“奠”，距离镐京城附近，又是王亲贵族，那么郑桓公之封地，本身就可能是承担着周王室的祭奠事宜的官员。
根据史书中的说法，郑桓公在周幽王时代，已经是王室中的司徒，这个司徒主要掌管的是征发徒役，兼管田地耕作与劳役，考虑到上古时期的天子之家，往往征用奴隶以守卫家族墓园，那么这个郑桓公的职责中，是可能有着这个任务分工的。
郑国这个诸侯国的源起，就注定其破灭的归宿，郑桓公当年选择郑国所在地，本来是为子孙后代谋取福利，想的是为子孙后代选择中原地界的中心地带，郑国国君居于天下之中，即是当年殷商王朝的核心区域，但是忽视了这个区域的危机所在，即是处于四战之地，若遇到霸主，则能成为诸侯们的偶像，赢得周天子般的待遇，而若遇到动乱，郑国则会成为众矢之的，就是四面临敌。
郑桓公在与周幽王的太史伯请教求生之道时，太史伯的推荐也是在情理之中，周天子的镐京城历来为犬戎所惦记，尤其是在西周厉、宣、幽之朝，战争越显频繁，初始的郑地本就在镐京城附近，对于周王室衰微的忧虑，导致郑桓公对子孙的未来充满担忧，便时常与太史伯交流。
太史伯是掌管周王室典籍史书的官员，对王朝的兴衰胜败有着非常清晰的认识，面临当时的天下格局，周王室虽然兴起于西方，但西方此时大多已为犬戎所占，方当兴盛起来的秦国尚且处于部落联盟，与中原集权制国家相比，尚且没有体现出更多的优势，即便是周天子的朝臣们也不可能预料到这个西方国家的命运将如何发展。
南方的格局较为单纯，可以说当时的南方，基本上完全脱离于周天子的管控，主要为巴蜀和楚国等诸侯国所垄断。那么，对于郑桓公的希望，就只有东方，即中原文化的发源地，东方。对太史伯而言，那些名正言顺的受封于周天子的传统诸侯国们，尤其是爵位较为高级的齐、鲁、宋、晋等诸侯国，郑桓公要想在这些国家的疆域里“虎口夺食”，无非是自寻死路。因此，太史伯才会选择夹杂于大国之间的东虢国和郐国，这两个国家爵位为最低等级的子爵，且居天下之中，土壤肥沃，文脉传承，这对于急欲摆脱命运束缚的郑桓公而言，是最大的启发。
郑武公和郑庄公相比的话，史书中总是在说郑庄公是霸主，说郑庄公四面为战，是春秋时代中原的小霸主。但其实，郑庄公的霸主之业更多来源于郑武公的数年积累，某种程度上看郑庄公甚至比不过郑武公，郑国之衰与郑庄公不无关系。
当年郑武公到东虢国和郐国的地界，开疆拓土，建设国家，到后来基本上实现了“前华后河，左洛右济”，占据沃土千里，稳固郑国根基，在吞并周边小诸侯国的同时，保持着与周王室的友好关系，尤其是周平王忌讳郑国的战略扩张，要求郑国退还虎牢以东的地区，郑武公一声不吭就将都城进行迁徙，这明显就是主动缓解与周王室的矛盾，此后即便郑国继续推行战略扩张，也会得到周天子的认可，因为郑国至少是“尊王”的，在当时有周携王和周平王两个周天子并存的格局中，周平王对郑国也就只有忍让。
郑桓公、郑武公即便借助周天子，在东虢国和郐国建设新郑国，也是在周天子的认可而后才开始行动，郑桓公只是派遣自己的儿子掘突即郑武公主持兴建事宜，自己仍然在朝中服务天子，甚至与天子共患难，死在犬戎之变中，这就足以证明郑国与周天子的共同战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