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性格在曹利用身上表现的十分突出。仁宗即位后年纪尚轻，章献太后奉遗诏权听政，“宰相丁谓、枢密使曹利用，各欲独见奏事，无敢决其议者”。可见，真宗去世之后丁谓和曹利用位高权重，而居此高位也直接助长了曹利用更加骄纵，其骄肆之时甚至还会越轨僭礼。太后和宦官对曹利用的打压、迫害，很大程度上缘于他本人的骄纵。对于曹利用的跋扈，真宗在天禧中也有所察觉，但此时曹利用刚转枢密院正职不久，再加上钱惟演从中帮忙，真宗尚念其功劳，故而免逃一劫。但这也使得曹利用愈加骄横，进一步迈向了不测深渊。
天圣七年(1029年)，曹利用子曹汭被人告其逆谋，而其本人也因此被罢枢密使，没过多久便在贬去房州的路上而死。那么曹利用被打压身死的原因何在?
首先，他的性格及其待人处事的方式令其树敌颇多，尤以宦官居多。曹利用不恤宦官，“凡内降恩，力持不予”，使得左右内臣对曹利用怨恨颇多。上文提及的宦官罗崇勋和逼其自尽的内臣杨怀敏都是十分忌恨曹利用之人。所以，一旦有机会对他进行打压和迫害，这些内臣绝不会心慈手软。
其次，曹利用的骄纵影响太后的权势，是造成其悲剧的主要原因。章献太后垂帘听政后，“亦严惮利用，称曰‘侍中’而不名。利用奏事帘前，或以指爪击带鞓，……太后颔之。……太后始疑其私，颇衔怒。”太后刘氏热衷于权势，从其垂帘听政期间的两个年号也可看出一二。“仁宗即位，改元天圣，时章献明肃太后临朝称制，议者谓撰号者取天字，于文为‘二人’，以为‘二人圣’者，悦太后尔。至九年，改元明道，又以为明字于文‘日月并’也，与‘二人’旨同”，甚至有人把章献太后刘氏与“汉之吕后、唐之武氏”相提并论。太后对于曹利用的恼怒和怨恨，恰恰折射出其迷恋权势的内心。所以，当曹利用妨害到太后的权势时，其就已经被章献刘氏列入了必除的黑名单。所以，太后坐实曹汭之狱，以便借此对曹利用进行打压和迫害，最后独揽大权。
最后，宋朝防范武人的祖宗之法。赵宋自建立伊始就比较注意防范武人，太宗即位更甚。“以太宗为核心的领导班子，把自太祖开国以来统治的核心概括提炼为‘事为之防，曲为之制’八个字，赵宋祖宗之法的核心便是如此。”对于曹利用的横肆，许多士大夫出于祖宗故事，十分注意遏制武人。“枢密使曹利用恃权骄横，(鲁)宗道屡于帝前折之。”太常博士范讽曾向太后进言:“今权臣骄悍，将不可制”，此权臣便是指曹利用。孔道辅也曾言:“利用及上御药罗崇勋弄威权，宜早斥去，以清朝廷。”可见，触犯了祖宗之法的曹利用，也遭到了很多官员的弹劾。如果他还不知收敛，骄横妄为，那么等待他的必是罢官免爵。
曹利用虽有污点，但也算得上是一位有功之臣，就其脾性、功业和结局来看，甚至与寇准有些许相似之处。寇准的性格以使气显著，其性刚直，做事率性凭喜好，心胸狭隘没有宰相之量;曹利用性格刚硬，心胸也不宽广。就澶渊之功来看，寇准凭借此功荣宠一时，名满天下，流传后世;曹利用也因和戎之功初显头角，进而飞黄腾达。寇准罢相，远离京师，最终在贬所郁郁而终；曹利用也因政治斗争被打压，直至被迫害致死。二人性格相近，都不擅于政治斗争，也不利于在政治漩涡中求存，故而都未得善终。二人的发达得益于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二人政坛的跌落也是因为社会背景。可见，封建社会里无论你功劳之高，权位多重，只要妨碍到统治者的权势，就会遭到毫不留情的打压，甚至迫害。曹利用跌落尘埃的结局或可反映宋代社会政治的一些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