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点名的批评，王熙采取了正评反批，充分肯定了顺治帝的政治作为，谴责了四辅臣背叛故主，“变法而滋弊”，将顺治帝的制度悉数推翻了。
索尼已死，苏克萨哈被杀，遏必隆作壁上观，鳌拜擅权自专。康熙帝暗自积蓄力量，剑拔弩张，终于有了一个不怕死的汉臣，抬出了顺治帝的政治功绩，大肆挞伐鳌拜四辅臣的胡乱作为。康熙命各院部遵旧制，删繁例，涉及数十项行政事务。
王熙由四辅臣的替罪羊，变成了康熙帝的利器，在鳌拜倒台前迁工部尚书。王熙向康熙举荐能干的黄锡衮，助力铲除鳌拜，后来极力推荐黄锡衮入阁，拜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左侍郎、武英殿总裁官，后来转任武英殿大学士管兵部事。
一个尚书，能向皇帝进言举荐阁臣，足见康熙帝对先帝师傅王熙，是非常看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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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十二年五月，圣祖欲撤藩时，特地将王熙调任兵部尚书。当年底，吴三桂起兵造反，朝廷震动，吴应熊的党羽在京城制造火灾。王熙及时请奏砍了吴应熊，传首湖南、四川，虽不能彻底震慑吴三桂，但激发了康熙帝唯有一战到底的决心。
康熙帝对王熙是绝对信任的，命他专管密本。“汉臣与闻军机自熙始。”
康熙十七年，王熙丁父忧，康熙并未要他夺情，而是密切关心，待其守孝三年期满，“即家拜保和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 （《清史稿·王熙传》） 。
清初，极少数汉臣大学士能够出席议政王大臣会议，已是一份恩宠，故而他们于诸王面前，跪着对答，已成一种惯例。康熙帝接受汉臣的反对意见，规定自王熙起，与诸王会议公事，不必行跪拜之礼。议政王大臣会议，“非大臣跪诸王之地，亦非诸王受跪之时”（《清史列传·王熙传》）。即便见到康亲王杰书这样的少壮派军事权贵，平定耿精忠、击溃郑经退守台湾，建功巨丰，也不例外。
康熙三十年，王熙以足疾请辞，康熙不准，强调他是仅存的先帝老臣，精力衰颓，但老成练达，常伴左右，也使皇帝殊有裨益。直至康熙四十年八月，王熙在阁拜相已整整二十年，才获准致仕。康熙帝特加王熙少傅，于新年上元节宴请他全家，并派侍卫送去“耆老旧德”匾额及楹联，称自己没有哪天不想他，就是他人求赐御书时，康熙帝也感念王熙荣休在家，心里却时刻记挂着朝廷和皇帝。
康熙四十二年正月，王熙病逝，圣祖正南巡，特派皇长子、直郡王胤褆和内阁领班大学士马齐，前往祭奠茶酒，并特令胤褆行祭拜礼，举哀致奠。康熙说，大臣过世，皇子前往慰问，“从未施拜之礼”（ 《清史列传·王熙传》 ），但王熙是先帝留下的老臣，必须要胤褆代替他行拜礼。
十年过去，康熙帝追念数十年来的大臣，对王熙的评价甚高，说：“服官最久，尽力矢忠，保全名节”。盖棺再论定，是汉臣难得的荣耀。
虽然那份顺治罪己诏，不论是世祖授意而书，还是四辅臣强奸帝意，皆是王熙不得不写的代笔。无论主使者是谁，都是给先帝的脸上抹黑，使之身后无功留骂名。但康熙帝破天荒地对这个捉刀者，给了顶级礼遇和赞誉。被迫代笔，情有可原。
康熙为了打造“自古得天下之正莫若我朝”的政治理想，以另一种修史争正统的方式沿袭了四辅臣对顺治满汉民族政策的彻底背叛，同时极力诬陷前左都御史、刑部尚书魏象枢反对出兵平藩，诬陷汉臣背主、误国。王熙挺身而出，说：“有苗格，乃会议时魏蔚州语，告者截去首尾，随失其本意。然若如其言，岂不是误国！汉官移家故有之，亦多有否者，日久何从分别，岂不是背主！汉官负此两大罪之名，复何颜立于朝乎？”（《文靖王公熙行状》）康熙犯了偏听偏信的错误。
在康熙明确绝对权力意志的独专时代，内阁大学士只是佐君理事之人，大都不敢去触犯康熙帝“欲去之，则尽去之”的底线，但王熙大声说“不”。
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王大胆！草拟顺治帝的十四款罪行昭告天下，他虽是临危受命，也要担不少被秋后算账的政治风险。他指责权倾朝野、煊赫一时的鳌拜及四辅臣背叛故主，反对康熙帝为争满清政权为天下最正的政治污蔑，更是一种冒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