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一下，曾国藩这一年共写了32封家书，平均十一天半一封。
这数量其实已经不少了，在他写信的书桌周围，可是无边无际的血腥战场。
02
战事
1858年，意外的三河惨败，令湘军此年开局战势煞是窘急。
这年四月，曾国藩的家乡湖南告危。
据曾国藩的门生黎庶昌等编撰的《曾国藩年谱》，“湖南永州解围（指太平军突破湘军围城军），贼（对太平军的蔑称）以全股围扑宝庆府城”、“湘军从军在外者，人怀家乡之虑”。
军心已分，处置稍偏差，就可能大失控。曾国藩如何应对？
“公（曾国藩）札饬各营官禁勇丁告假回籍。委员至衡州府城，坐探湖南贼势军情，三日一报，随时函告各营以慰之。”一面严明军令，禁止湖南兵士请假回家，一面派人到湖南前线观察战况，及时通报，抚慰人心，一威一恩，稳住危势。并在合适时机，派李续宜（李续宾的弟弟）部“由黄州回援湖南，击贼于宝庆城外，大破之。石达开窜入广西镜。湖南解严。”
打仗打的是纪律和人心，他将这两者完美调和。
曾国藩的军功，被评以“中兴”，至大至显。但纵观他一生征战，却并未见有什么奇谋、奇战，他一直“打呆仗”。
《曾国藩年谱》记道，这年十二月，“公与营官讲求坚垒浚濠之法，濠深丈有五尺，躬亲巡视量度，虽风雪不避也。”
“坚垒浚濠”，就是湘军著名的“扎硬寨”。
一支军队的风格大多是由主帅的性格所决定。
曾国藩患有牛皮癣，几乎一生都被这个病困扰。但，居然由此演绎为他是巨蟒转世。
他的门生黎庶昌竟然将这个奇说写进了年谱：“公生（嘉庆十六年）十月十一日亥时，时竟希公（曾国藩曾祖父）在堂，寿几七十矣。是夜梦有巨蟒盘旋空中，旋绕于宅之左右，已而入室庭，蹲踞良久。公惊而寤，闻曾孙生，适如梦时，大喜曰‘是家之祥，曾氏门闾行将大矣’。”
湘军另一个悍帅——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擅打围城战，被他的敌人称作“曾铁桶”。
兄弟主帅，一条巨蟒，一个铁桶，塑成湘军稳、硬、狠的战斗风格。
安庆、天京围城战，湘军就如一条钢铁大蟒箍住城池，里面的人不突围，尽管外面数倍援军，对它也斩不动、掰不开，耗得城池和援军都力竭绝望时，稍一发力，即可勒碎猎物。
这年十月，曾国藩上奏四路进兵之策，湘军军气复暖。
03
文章
文周孔孟，班马左庄；
葛陆范马，周程朱张；
韩柳欧曾，李杜苏黄；
许郑杜马，顾秦姚王。
八字一句，合辙押韵，读几遍就能记住。
三十二个字对应三十二个人：周文王、周公旦、孔丘、孟轲、班固、司马迁、左丘明、庄周、诸葛亮、陆贽、范仲淹、司马光、周敦颐、程颢和程颐（二程算做一人）、朱熹、张载、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许慎、郑玄、杜佑、马端临、顾炎武、秦蕙田、姚鼐、王念孙。
将这三十二个为圣为师的大人物请到一起的人是曾国藩。
1859年正月，湘军正陷入苦战，主帅曾国藩却在指挥作战之余，用六天时间，写了一篇《圣哲画像记》。
在世界书局中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出版的《圣哲画像记》序言中，赵衡写到：“维文正公学问事功，为前清一代不数出之人，而其规模略具于此记”，可见此文极有份量。
曾国藩在记中写到：“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
姚先生是姚鼐，曾国藩自认文章出自桐城派，所以，按照姚鼐的义理、辞章、考据的学术理论，他选择了这三十二个人作为三方面的典范。
大致可以这样解释：做学问写文章，立意立论方面要学周文王、周公旦、孔丘、孟轲、班固、司马迁、左丘明、庄周、诸葛亮、陆贽、范仲淹、司马光、周敦颐、程颢和程颐、朱熹、张载；行文技巧方面要学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考据方面要学许慎、郑玄、杜佑、马端临，顾炎武、秦蕙田、姚鼐、王念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