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浩如江海的典籍，如此择要分类，真是独到而简洁，堪称“大学问”。
但曾国藩写这本书的初衷却是小的很。他写到：“……乃择古今圣哲三十馀人，命儿子纪泽图其遗像，都为一卷，藏之家塾。后嗣有志读书取足于此，不必广心博骛，而斯文之传，莫大乎是矣。”
原来他想写的只是一本图文并茂的留给家族后辈的读书指南。“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他这样说，也这样做了。
有趣的是，世界书局版《圣哲画像记》的后面，赫然图上曾文正像（落款是：山阴后学田康济敬摹），附上《曾国藩传》，写三十二圣哲记的人，成了第三十三名圣哲。
04
本命
咸丰七年（1857）闰五月，曾国藩在家中接到上谕：“……又令曾国华带勇远来援应，尤属一门忠烈。”
曾国华是曾国藩的胞弟，后来过继给曾国藩的叔父。这道圣旨是在曾国华从军后，圣上表扬曾氏兄弟共赴国难的忠勇行为。
受到朝廷旌表，自然是无上的荣光，所以，曾国藩的叔父想借上谕立一块“一门忠烈”匾额，光耀门楣。但是，曾国藩对“一门忠烈”四个字，十分忌讳，所以匾应该是没有立。
这肯定不是一种消极，而是看透后的想开。
实际上他对命真正的看法和做法是“天命居半，人力居半”。
来看看在这一年，占到一半的“人力”，他又做了什么？
他这一年的生活看起来竟然很规律：在军营中，每天早起清理文件，然后吃早饭，之后见客，安排军事、政事，中饭后，练字、写信，晚上读书、写日记。经常下一两盘围棋，还有一次兴致颇高的听了一场雨。
他很是关心家里事：他在信里指出儿子来信中的错别字，并批评和点拨他的书法，他给儿子、侄女的婚事亲自选备了礼物派人送去，叔母过生日他送去一匹春罗、四匹夏布、一封燕窝、二斤鱼翅，他细心告诫自己在家主事的弟弟“吾家仕宦之家，凡办喜事财物不可太丰，礼仪不可太简”，并请弟弟“闻我在外今日尚有错处，不妨写信告我”。
他亲笔撰写了《林君殉难碑记》《湖口水师昭忠祠记》《毕君殉难碑记》等文章，纪念和表彰阵亡的将士。即便在行军的船中，他也每日静坐读书，偶有学生来拜见，他都细心点拨他们的文章和事业。
他这一年癣疾大发，目疾也日以增甚，时感目光昏花作疼难于久视，有时感叹精神日衰，老境大臻，却做到“应酬周到，有信必复，公牍必于本日办毕”……
最后补上一笔，在上一年的十二月十一日，一个年龄比曾国藩小一轮（12岁)的人来到他的帐下，他们共同度过了本命年，这个人是李鸿章。
参考资料：
曾国藩：《曾国藩家书》，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6月第2版；
曾国藩：《圣哲画像记》，世界书局1936年初版影印本；
黎庶昌、王定安等撰，李翰章、李鸿章审订：《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2017年4月第2版；
唐浩明：《唐浩明评点曾国藩日记》，岳麓书社2016年1月第1版。
策划：鱼羊史记 监制：鱼公子
撰文：王昊 制作：吃硬盘吧、发达蚊
咸丰九年（1859）正月，曾国藩在军营中再次接到上谕：“……该故员（指曾国华）历著战功，一门忠义，着再加恩……”
接到这道上谕，曾国藩百感交集。因为此时，曾国华已经阵亡（所以圣谕中称“该故员”），而且头颅至今没有找到。
先后到来的“一门忠烈”和“一门忠义”，让曾国藩对定数之冥冥深感悚忌和无奈。
曾国藩和他的兄弟们私下讨论了这件事。
曾国潢在给曾国藩的家书中，说是“变格谶语”，
谶语一般是指无意道出却事后应验的坏事，变格，就是指“一门忠烈”变为“一门忠义”，曾国华的惨死，应验了两道上谕。
曾国藩作为长兄，对兄弟们十分关爱。
他的弟弟曾国华“读书颇有识”，但科举却屡屡失意。科场失意，曾国华转而想借大哥的声威谋求军功。从当时的家书往来中，可以看出，曾国藩内心深处是不愿意曾国华从军的。但是，性格偏激的曾国华铁心入伍，曾国藩阻拦不住。当曾国华确定从军时，曾国藩为这个郁郁不得志的弟弟，用心良苦地选择了湘军之杰、第一悍将李续宾这支常胜之师以便取功，未料，李部6000精锐却在安徽三河遭到意外的惨败，曾国华殒命时年仅36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