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的汉族知识分子，历史上曾是面子上最自负自私、骨子里最渴望笼络的的一群人。为什么这么说？让我们从清朝康熙对知识分子的历史政策和他们的反应说起，看看这些自负为华夏遗民的人的嘴脸……1
顺治皇帝在二十四岁的时候感染了天花，这是满族进入中原地区以后遇到的一种可怕而常见的传染病，死亡率非常高。皇帝本人也未能幸免于难，从发病到死亡只有五天时间。
临死前，顺治指定由年轻的三皇子玄烨继位。这就是康熙皇帝。他其后对汉族知识分子的政策和所起效果，值得我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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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登基后，西南王吴三桂叛乱了，清军和吴三桂在湖南对峙，双方胜负尚未可知，很多势力都在骑墙观望。
清廷急需加强跟接受清政权统治的汉族士绅搞好关系，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做好统战工作，稳住他们，不要跟随吴三桂造反。
特别是满洲八旗战斗力下降的现象非常突出，明清换代时期一起打天下的汉族将领也大多老病不堪，还有很多跟着吴三桂叛乱了，叛军一直打到四川和陕西，康熙不得不大量提拔任用一大批年轻的汉族将领。
这一批新人手上没有屠杀同胞的“血债”。用黑道的规矩来说，就是没有“投名状”。要确保他们的忠诚度，康熙就必须得做出一副自己是不分满汉、尊重汉族知识分子的“天下共主”的姿态出来，自己不仅是满洲人的大汗，还是全中国人的皇帝。
康熙在这方面下的功夫很足。
立太子，而且按照汉人的嫡法立嫡长子，就是这一套统战大戏中的一个方略。
清史专家姚念慈在《康熙盛世与帝王心术》一书中认为：“正是在三藩之乱期间，清廷标榜汉化、满汉一体的做法才逐步进入高潮”。
立太子后两年，康熙又设立南书房，延请汉族名儒给他讲解经史子集，担当政治顾问。年底，又颁下自己亲自撰写的《御制日讲四书解义序》，展示在学习儒学方面的心得体会。
《御制日讲四书解义序》是一篇纲领性的政治文件，康熙借此向全天下宣布：清朝将遵从理学道统，并将皇位的合法性来源归结为道统。开篇第一句就是：
“天生圣贤作君作师，万世道统之所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
然后，康熙按照理学思想回顾了孔孟之道与君王治理天下的关系，说明“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而自己的政治责任就是“进于唐虞三代文明之盛”。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忠于汉族理学理想的圣君形象。3
1670年，三藩之乱的第六年，吴三桂刚刚在湖南称帝，康熙就立马搞了一个“博学鸿儒科”，网罗和拉拢汉族士绅中的文化名人。
“博学鸿儒科”这个名头是康熙自己想出来的。有两个典故，一个是唐明皇李隆基搞过“博学鸿词科”，在已经考取进士的人里边，再由皇帝亲自挑选一批更高级的人才；第二个典故就是刘禹锡的《陋室铭》“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把这两个典故合起来，把“鸿词”改为“鸿儒”，既表示效法唐朝，又比唐朝还要尊重士人。
光是“鸿儒”这个词就足以令儒生们感到光宗耀祖，更何况是皇帝钦点。康熙可以说是把汉人知识分子的这点虚荣心研究透了。
皇帝下令各地官员推荐人才，不管有没有取得过功名，只要才学足够高，都可以推荐来参加“博学鸿儒科”的考试。黄宗羲、顾炎武、李颙、傅山等拒绝跟清廷合作的大儒名士自然全都被列入了推荐名单。
黄宗羲、顾炎武直接以自杀相威胁拒绝参加，并拒见任何清廷的官员。李颙也不愿意来，康熙亲自去陕西拜见他，被拒之门外。康熙也不生气，亲笔写了一块匾额“志操高洁”送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