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5月30日晚，首都各界在中山公园音乐堂隆重集会，热烈欢迎赴朝慰问团归国。慰问团的代表在报告中说，身处朝鲜前线，可以切身感受到我方的战斗力能够完全压倒敌人，但是我们的武器远远不够。为了使英勇善战的志愿军指战员能够以更小的牺牲消灭更多的敌人，祖国人民要拿出更大的力量，广泛开展捐献运动，迅速为前线提供更多的飞机、大炮、坦克、高射炮、反坦克炮等武器，争取早日获得胜利。
全国各界各业都在加紧生产，力争为前线捐献更多的飞机大炮。
的确，这是一场大规模的现代化战争，相较于敌军全副武装的现代化装备，我军的装备是“敌有我无，敌多我少，敌好我差”。特别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1950年12月赴朝参战时，只有一支航空兵部队。
6月1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立即向全国人民发出三项号召：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烈属军属。其中第二条写道：“我们建议全国各界爱国同胞们，不分男女老少，都开展爱国的增加生产、增加收入的运动，用新增加收入的一部或全部，购置飞机大炮等武器，捐献给志愿军和解放军，来加强他们的威力，巩固我们的国防。各地捐献的飞机、大炮、坦克等，将冠以捐献单位的名字，作为光荣的纪念。”
为了捐款时计算和筹划的便利，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特拟定：捐献15亿元（旧币，下同），战斗机一架；捐献50亿元，轰炸机一架；捐献25亿元，坦克一辆；捐献9亿元，大炮一门；捐献8亿元，高射炮一门。
其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到两年，百废待兴，物资匮乏，政府的财力十分有限。为了更快、更强有力地援助中国人民志愿军，唯有汇集四亿七千五百万中国人民的集体力量，积少成多，积弱成强。可在当时，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也是拮据不堪，开展大规模的捐献活动，会不会影响老百姓的生活和新中国的建设呢？
为此，《人民日报》社论指出，捐献运动应当与爱国增产运动紧密结合，从各界各业的实际情况出发，根据群众的自觉和自愿，可将新增加收入的一部或全部捐献出来，购买武器，支援前线。其中对文艺界的要求是，提倡多写稿、多画画、多演戏，以所得收入支援前线。
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的号召发出后，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6月2日，中央文学研究所举行“欢迎赴朝慰问团归国大会”，听完报告，与会者都很激动，当即通过五项决议，其中第五项是：向全国文联提议，号召全国文艺工作者为宣传抗美援朝积极创作，踊跃捐献飞机大炮，争取短期内文艺界至少捐献一架飞机，并提议将飞机命名为“鲁迅号”。
会上，作家们纷纷捐款：丁玲捐献500万元，周立波捐献150万元，康濯捐献100万元，马烽捐献100万元……80余位与会者中，有37人当场捐款，共计1200余万元。时任中央文学研究所副主任的张天翼，在养病期间闻悉所里发起捐献“鲁迅号”飞机的活动，捐献稿费200万元，作家刘白羽也捐献200万元。
6月5日，全国文联向各大行政区和较大城市的文联发出急电，号召各地文联组织戏曲、电影、音乐、舞蹈等义演，举办各种艺术品义展、义卖，积极捐献稿费、出版税、上演税等，争取在最短时间内完成捐献“鲁迅号”飞机的任务。6月6日，中华全国戏剧工作者协会向全国戏剧工作者发出书面建议：号召各剧院、剧团、文工团、戏曲团体及爱国艺人立即结合现实的戏剧节目，举行捐献演出，将所得收入用来购买“鲁迅号”飞机。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积极响应号召，大多数工作人员制订了长期的捐献计划，其中话剧团的金犁、徐洗繁，将在北京市业余艺术学校授课所得的讲课费全部捐出。6月10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举行了第一场义演，所得收入除必要开支外，悉数交给全国文联。6月16日、6月17日，剧院再度举行音乐、舞蹈捐献义演。
《人民音乐》杂志社发起了作者读者千元捐献活动，号召全国各地音乐家协会分会及各音乐学校立即行动起来，组织义演音乐会，义卖书刊、歌选，捐献歌稿、文稿的稿费、版税、上演税等，以实际行动支援全国文联捐献“鲁迅号”飞机。这个活动引发了强烈的反响，一位北京读者在捐献附言中写道：“我是《人民音乐》的长期读者，看到贵刊发起读者千元捐献活动，现将两个月积下来的6万元钱邮汇交贵刊，献给志愿军买飞机大炮。”一位江苏读者在捐献附言中写道：“我和老人孩子都愿至诚地响应您们的号召。我和爱人除已在爱国公约上订了每月捐薪三十分之一外，现全家人每人再捐1000元，共9000元，随信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