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相比孟子更进一步，他直截了当提出“君子必辩”的观点，集中体现在《荀子·非相》一章中，荀子三次提到“君子必辩”，并提出了几对概念，一是“奸言”和“仁言”，二是“腐儒”（“鄙夫”）和“君子”，三是“小人之辩”和“士君子之辩”，荀子通过这几个概念构建起了“君子必辩”的理论框架。针对当时诸子争鸣论辩，他首先从儒家学派外部着眼，指出“凡言不合先王，不顺礼义，谓之奸言”，凡是和先王礼义相违背的论辩之言，即使能言善辩，但是出发点错误，都是“奸言”，“君子不听”，应予以否定，而“合先王”“顺礼义”正是儒家学说的根本出发点，进而否定其他学派，是小人，非君子；其次再从儒家学派内部着眼，对不善言说之人也加以贬斥，皆为“鄙夫”“腐儒”，王先谦《荀子集解》注释道：“腐儒，如朽腐之物，无所用也。引《易》以喻不谈说者。”进而否定儒家学派中的过时观点，指出凡是“不好言，不乐言”的“讷言”之人也非君子，此种“讷言”已不再值得推崇。
那么，怎样才是真正的君子呢？荀子亮出观点：“君子之于言也，志好之，行安之，乐言之。故君子必辩。……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为甚焉。”在他看来，在坚持“法先王，顺礼义，党学者”的前提下，好言、乐言，敢于论辩之人才是真诚的君子。同时，荀子又采用儒家经典的二元对立方法，将君子与小人相类比，“小人辩言险而君子辩言仁”，引出“士君子之辩”和“小人之辩”的讨论，君子和小人论辩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士君子之辩”是经过先虑早谋，从而说出的“文而致实，博而党正”的“仁言”，“小人之辩”是“诈而无功”的詹詹“奸言”。
荀子在《正名》篇进一步解释何为“士君子之辩”：“辞让之节得矣，长少之理顺矣，忌讳不称，祅辞不出，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辨。不动乎众人之非誉，不治观者之耳目，不赂贵者之权势，不利传辟者之辞，故能处道而不贰，吐而不夺，利而不流，贵公正而贱鄙争，是士君子之辩说也。”与孔子所说的“刚、毅、木、讷近仁”不同，荀子认为辩言也是仁的外显方式，以“仁心”为出发点去言说，以公正之心去辩论，“公心”也就意味着仁义之心。虽然荀子对儒家的“讷言”学说也予以一定的回护，他认为即使是必辩的君子，如果言说不仁，也要“则其言不若其默也，其辩不若其呐也”，但是这事实上与孔子对君子的认知已经发生了一定的区别。
相比于孔子与“敏行”相对的“讷言”观点，荀子并非完全否认，而是进行适当批判。彼时儒家弟子大概一味固守成规，将“讷言”加以绝对化，视为对一切论辩都加以回避和否定，以至于在诸子之中逐渐丧失话语权，而荀子清楚认识到，如果不掌握话语权，儒家学派终究要在此消彼长的百家争鸣之中消亡。是故，荀子一方面高擎“君子必辩”大旗，鲜明地改革儒家学派的理论观点，另一方面，他在坚持以仁言辩说的必要性基础上，也承认“讷言”的合理性。从而在不完全否定师尊孔子观点的基础上，既“法先王，顺礼义”，向旁门争夺儒家话语权，又团结本学派成员，达到“党学者”的效果。
在对待“言”的问题上，经由孟子再到荀子的努力，战国时期儒家的言论观以及君子观逐渐发生了变化。改变孔子时代重行轻言的观念，“言”的价值提高，“不好言，不乐言，则必非诚士”；通过“辩”来体现“言”的意义，将“辩”视为从小人到君子再到圣人的进步途径；以“仁”的判断标准确立辩言的正统性和合理性，并将“辩”视为传达“仁”的重要手段；以是否好辩，是否好言、乐言作为评价君子的重要准则。从而完成了从“君子讷言”到“君子必辩”的转向过程。
文明
盘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