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意见，周朝的术语就是“诽谤”。召公说得不错。其实这不仅是周王朝的传统，《吕氏春秋》上说：“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说尧设有“欲谏之鼓”，宫廷前立鼓，谁想提出批评，就可以擂鼓。舜设了“诽谤之木”，谁有批评意见，可以写在上面。
“欲谏之鼓”，后来演化为官府前的喊冤鼓。诽谤之木，后来演化为立在宫殿前的华表。华表立在那儿，就是告诉天下人，朝廷能听取批评的意见。华表就是让民意得以表达的意思。
但周厉王很轴，这些道理他听不进去。结果，就发生了“国人暴动”。《史记.周本纪》是这么写的，“王不听”，厉王什么意见都不听。“于是国莫敢出言”，于是举国没人再敢讲话。“三年”，就这么持续了三年。“乃相与畔”，“相与”就是“相互联系”，于是相互联络，然后就背叛了。“袭厉王，厉王出奔于彘”，国人袭击厉王，厉王出逃到“彘”。“彘”即现在的山西霍州。也就是说，厉王从现在的西安跑到了山西太原西南部的霍州，流亡山西。
《史记.周本纪》载：王行暴虐侈傲，国人谤王。召公谏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其谤鲜矣，诸侯不朝。三十四年，王益严，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于是国莫敢出言，三年，乃相与畔，袭厉王。厉王出奔于彘。
“国人”暴动，这些“国人”是谁?《清华简》讲了具体的类别。“国人”包括三类人，一类是卿士，二类是诸正，三类是万民。“卿士”就是执政的重臣，重要的执政大臣;“诸正”指百官，同时也指各诸侯;“万民”是指庶民，住在都城里面的各种平民，更多是工商服务人员。很显然，“国人暴动”是一场贵族革命，是贵族官吏和平民的共同谋反。 这是贵族领导平民与扩张的王权展开的一次斗争。
封建制度最大的特点，是有贵族。贵族里分为不同的等级，贵族是非常强大的。封建制度就是王和贵族分权、共治的社会。贵族对王有巨大的约束力。周厉王实行专利政策，这破坏了贵族传统的经济权利。周厉王又实行止谤的政策，禁止言论、禁止批评，这也破坏了传统上贵族所拥有的参政、议政的权利。这是“国人暴动”最根本的原因。贵族和平民的权利受到侵犯，他们起而攻打君王。
为什么周厉王不顾贵族的反对、不顾平民的愤怒，一定要实行“专利”，而且禁止一切批评言论呢?除了他的个性“轴”之外，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周王朝持续不断地处在战争危机中。
自周昭王、周穆王以来，周王朝就改变了前期的和平外交政策，实行对外扩张，保持着对周边部族的军事高压政策。
周厉王是好战的君王，现在发现约有十件西周青铜器，其铭文都涉及周厉王的征讨行动。周厉王攻打的敌人，有淮夷，淮河流域东方的敌人。有南夷，南方的敌人。还有宿夷、严狁，即来自西北边，西边的西戎。也就是说，周厉王针对东方、南方、西北和西方，都启动了持续不断的战争。长期的战争，使周王室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周厉王于是想方设法要扩大财源、扩大兵源。这是他实施专利垄断政策和内部高压政策的可能的原因。
公元1980年，出土于陕西长安斗门镇。器内有铭文二百七十余字，记载了周厉王时期与严狁的一次战争。
周厉王在位三十几年，持续不断地在从事战争，整个国家被拖得疲于奔命。为了战争要扩充财源，就想搞专利垄断;为了战争，就要消除内部的分歧，残酷打击怀有不同想法的人。但严重的问题是，战争进行得并不顺利。《竹书纪年》上记载说：“淮夷侵洛。” “洛”就是洛邑，现在的洛阳，是周王朝在东方的都城。洛阳告急。又据多友鼎的铭文记载，西戎已经进入犬丘，跟周军在这儿有一场大战。犬丘离镐京只有几十公里的距离。淮夷已经在攻打洛阳，西戎又在攻打镐京。显然，周厉王军事行动不利。无论是东边还是西边，军事上都处于危险的状态。
周厉王时期，周王朝很不安宁，国人不满。但是国家在从事对外战争，君王可以利用对外战争形成的巨大权力，对国内进行高压。国人未必有反叛的机会。可以想见，周厉王强势推行专利垄断政策，并且杀戮诽谤者，理由一定是国家利益。国家处于战争状态，大家必须贡献财富，必须同仇敌忾，不能够闹分裂。但是战场失利了。淮夷逼近了东都洛邑，更严重的是严狁、西戎逼近了镐京。这使周厉王的内部高压政策失去了合理性。内部叛乱有了机会。国人就造反，袭击周厉王。周厉王就流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