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世界上最早进行人口普查的国家，人口普查活动至少可以上溯到先秦时期。西周时，周宣王“既丧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太原”。这是中国古代有明确记载的最早的人口调查。春秋战国时期以齐国管仲、秦国商鞅等为代表的思想家、政治家也积极推行人口普查与管理。汉代以后，我国户籍制度更加完善。户口制度名为“编户”，“编户”必须按姓名、年龄、籍贯、身份、相貌、财富情况等项目一一载入户籍，被正式编入政府户籍的平民百姓，称为“编户齐民”。
如史所载，古代中国长期以来是农业社会，生产力比较落后，社会物质财富主要依靠一家一户的个体农民。同时，古代农业社会是以人口、田地作为赋税征收依据的，人多意味着粮多、钱多、兵多。国家直接控制的“人口”是维护政权统治和征课赋役的基础，直接关系到历代王朝的兴衰存亡，故历代都十分注意人口问题。
要了解人口数，就需要进行人口普查。从先秦到明清，历代皆进行人口统计与管理。然而，古代人口统计数的真实性程度比较低，一方面由于技术手段的落后，另一方面由于官员舞弊、豪强荫蔽、人口逃亡，国家存在大规模“漏户”“逃户”，这种现象在国家控制力弱的时期尤为明显。据《晋书·地理志》记载，西晋初，太康元年，全国有“户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口一千六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比三国时期增加一倍以上。唐代安史之乱前，玄宗时唐代人口达到极盛。据《旧唐书·玄宗纪》，天宝十三年（754年）全国有961万余户。但经过8年（755年—763年）“安史之乱”，人口急剧变化：唐肃宗至德元年（756年）约有801万户，乾元三年（760年）约有193万户，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年）约有户293万，不及天宝十三年的1/3。通过对这两段时期内人口数字变化的研究，史学家们推断，即便经历了大规模战争及自然灾患，短时间内人口不会上升或下降如此之多，这些数字其实是政府可控制的户口数，并不代表真实人口增加减少这么多。不过，正如《新唐书·地理志》所言，“考隋、唐地理之广狭、户口盈耗与其州县废置，其盛衰治乱兴亡可以见矣”。应该说，古代户口的多寡直接反映了政权的兴衰。
由于户口隐匿逃亡严重，清查户口，将政府控制外人口重新登记为“编户齐民”显得十分必要。东晋时，政府南渡，所控制的户口大大减少，为了增加政府财力、兵源，东晋多次实行土断。所谓土断，即东晋和南朝为解决侨置问题而推行的整理户籍及调整地方行政区划的政策。其主要精神是划定州、郡、县领域，居民按实际居住地编定户籍，故称土断。其中后两次土断分别由名臣桓温和刘裕主持，史称“庚戌土断”及“义熙土断”，一时“财阜国丰”“豪强肃然”，刘裕甚至将东晋国土恢复到关中、黄河以南，取得了东晋时北伐的最大成果。
隋唐是我国古代社会的高峰。隋唐的富强，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对户口控制的加强。隋初，由于荫蔽、逃亡人口较多，实行“输籍法”和“大索貌阅”，收到了很大效果，至隋炀帝大业年间，户已近891万，口4600多万，隋代人口到达顶峰。至唐代，唐玄宗时户口达到极盛。不过，除了自然增长，唐玄宗时，大力推行括户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唐代的括户和东晋时期的土断作用差不多，即通过检查户口，把虚的户口变实。为了使逃户、漏户重新纳入政府统计管理，唐玄宗命令大臣宇文融括户。在《置劝农使安抚户口诏》中明确规定：“先是逋逃，并容自首。如能服勤垄亩，肆力耕耘，所在闲田，劝其开垦。”允许农民所在附籍，不再提牒还故乡。应该说，括户成效显著，共增加80余万户。至唐玄宗天宝十三年，全国户口数已达961万余户，臻于极盛。杜甫《忆昔》诗中如此描述玄宗盛世：“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正是当时社会富裕、人民安定的写照。
纵观中国古代历史，农业社会国家的兴衰与户口多寡息息相关。户口由虚返实的过程也是国家由弱变强的过程，东晋、隋唐都在户口繁盛时达到国富兵强。然而，即使极力检括，人口仍有隐匿。如同样是大一统王朝，隋唐人口就没有两汉多。汉代在西汉平帝时约有户1223万，口5959万，是超过1000万户的。据吕思勉先生所言，这是由于两汉户赋轻，所交的人口税较少的缘故。而唐代杜佑在《通典》中也说道，国家可以比崇汉室，而人户才比于隋氏。盖有司不以经国驭远为意，法令不行，所在隐漏之甚。可见，即使在隋唐盛世的巅峰，政府极力检括时，户口隐匿仍比两汉为重，政府很难统计到真实的人口数。只有到后世，明代的“一条鞭法”、清代的“摊丁入亩”层层推进，户籍政策与赋税制度渐行渐远，不再需要交纳人口税，人口不需隐匿，古代人口统计数才更加接近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