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四节气一直是个热门话题，探究其起源和计入历法的过程，着实复杂——因为存在不少传说，发现者和发明者的籍贯又不同。影响大的涉及三位古人，分别是周公姬旦，他于河南登封创建了“周公测景（影）台”；西汉淮南王刘安，他于封地安徽寿县整理、纂辑了《淮南子》；还有四川阆中人落下闳。
来去匆匆 韩书力
落下闳曾参与西汉《太初历》的制订，这是司马迁和《汉书》都明确记载了的。《汉书·律历志》记载：汉兴，依张苍建议沿用《颛顼历》，“而朔晦月见，弦望满亏，多非是”。至武帝朝，公孙卿、壶遂和司马迁等人一致建言改历，议造汉历，“乃选治历邓平及长乐司马可、酒泉候宜君、侍郎尊及与民间治历者，凡二十余人，方士唐都、巴郡落下闳与焉。都分天部，而闳运算转历。其法以律起历……”这就是首次收录廿四节气的国家历法《太初历》。
在竺可桢先生之前，清人赵绍祖认为廿四节气见于《逸周书》。他在《消暑录》中说：“一岁中二十四气，并见《逸周书》。《猗觉寮杂记》乃分举见于经史子类著，如《管子》《月令注》《诗笺》《国语》《南史》《初学记》所载，而尚不能备也。”
但竺可桢认为《逸周书》不可信，《淮南子》才是最早完整归纳和记载廿四节气的著作：“四季之递嬗，中国知之极早，二至、二分，已见于《尚书·尧典》……降及战国、秦、汉之间，遂有廿四节气之名目。廿四节气全部之名称，始见于《淮南子·天文篇》。《汲冢周书·时训解》虽亦有廿四节气之名，唯后儒王应麟等均疑此书为东汉人伪托，非周公之旧。”
《汲冢周书》即《逸周书》。好像是针对赵绍祖似的，竺可桢又将《管子》《月令注》，包括《大戴礼记·夏小正》中与之相关的记述都检阅了一遍。为显示后学超越前贤的读书的细密，他对惊蛰和雨水两个节气顺序的错置和倒置予以解释：“《淮南子》与《逸周书》均已先雨水而后惊蛰；至新旧《唐书》，则又先惊蛰后雨水；至《宋史》始，雨水在前，惊蛰在后。”
淮南王刘安是汉武帝刘彻的父辈，武帝因他雅好文艺而善意笼络，但刘安阳奉阴违，谋反而自杀在公元前122年，其整理、纂辑的《淮南子》一书不迟于这一年。而武帝改历，系元封六年（前105）下令，翌年历成，当年（前104）五月改年号为“太初”，颁布实施新历《太初历》。《汉书·律历志》曰：“汉兴，北平侯张苍首律历事。”和秦朝以十月为正不同，汉朝以十一月为首，“十一月，乾之初九，阳气伏于地下，始著为一，万物萌动……二十四铢而成两者，二十四气之象也”，以大雪开头、小雪为终，总的排序是大雪、冬至、小寒、大寒、立春、惊蛰、雨水、春分、谷雨、清明、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
再回首——《吕氏春秋》记录了十个节气的名称，《淮南子》完整记载了廿四节气，《太初历》首次在国家历法中收录了廿四节气。接着，《魏书·律历志》记载：“肃宗以历就，大赦改元，因名《正光历》，班于天下。”北魏《正光历》之廿四节气以冬至开头、大雪为终；又“因冬至虎始交后，五日一候”，遂正式入列七十二候。至此，作为历法里的廿四节气并七十二候，臻于完备。
刘安和落下闳整理创制的廿四节气固然有其所在地域的经验，但他们并非源头。“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包括周朝和汉朝、西晋与北魏，都活跃在黄河流域，从来文献丰富，皆属皇家；刘安奉命整理文艺，获得宫室藏史及文献资料，有其正当理由。因此，《淮南子》完整记载廿四节气，是学术交流和运用宫室文献的结果。这一点，从七十二候草木虫鱼之动静反映的是黄河流域豫陕地界的表现，便可证明。落下闳虽然参与了《太初历》的创制，但由于归总人是邓平，七十二候自然也就不显著对应川北地界。
这就必须要说到周公姬旦和河南登封的古观星台了。今年6月21日夏至恰逢日食，世界文化遗产“天地之中”所在的登封市，当地人在“廿四节气核心传习地”——周公测景台祭周公。中原地区一直将此地视为廿四节气的起源地。周公的天文探索和发明创造，直接演化为秦、汉的遗产，而月令七十二候，至今仍对应太行中条和伏牛秦岭之间，大河两岸的风土物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