睁开眼，天翻地覆的蒙元时代像一场短暂的春梦，很快，草原上的一切又回到了最初的状况。
被埋没的是现实，而依然茂盛的是幻想。
洛阳：三春流水，千年万岁阳春曲
我说的洛阳还在今天洛阳市的东边，它是河南偃师县境内邙山南麓的一大片农田，改了道的古洛河从它的南端滔滔流过，不了解的人，完全不会意识到那是中国古代辉煌的都城遗址。
尽管地方上宏大的“历史保护工程”的阴影正在逼近，目前这座荒城还保留着基本的未经“修复”的诗意，也没有多少闲人来打扰。
缺点就是“两处茫茫皆不见”，一切要全凭想象。除非你认识当地的考古队员，至少能为你指点出古城依稀的轮廓，或者带你去看若干目前还处于封闭状态的发掘现场。
东汉建武元年的光武帝所建的洛阳，是脚下这“汉魏故城”系统的开端，北魏太和十九年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对汉魏故城进行了改造与扩建，基于旧汉的北宫建造了整一的宫城，并加建了巨大的外郭城，其面积甚至远远超过初期的现代洛阳城。
祸患起自528年的“河阴之变”，自此“天下多事”，洛阳历经劫难，直至东魏天平迁都邺城，遂将洛阳宫殿拆毁。元象元年（538）东、西魏战于邙山，北魏洛阳城终化为废墟。
本来，一座城市主要和空间有关。在古代中国人的心目中洛阳正是“天下之中”，是完美的“中央帝国”的象征物。
驻足隋唐洛阳的定鼎门大街，直统统的轴线纵然颇合现代心意，实质的焦点，却是跨在洛水上连接南北城的天津桥。
名义上此桥仍在，但是四周高楼林立，市声嘈杂，只好在巨大的城市立交桥下，顶着风尘，凭空怀想当年神都的盛况—刘希夷《公子行》曾言：“天津桥下阳春水，天津桥上繁华子。”
如同爱德华·吉本笔下的罗马帝国，洛阳的衰落同样值得大书特书。由眼前的穷乏，这座城市不可见的过去反而变得越发理想化了——眼前风尘中这个蓬头粗服的洛阳，真的曾经是那个敢为“天下之中”的理想城市吗？
▲永宁寺塔佛像残片（洛阳博物馆藏，作者照片）
洛城的“万古千秋”生动地呈现着循环历史的观念：无论哪个王朝在此奠定它的基业，一代霸主们的肉体和命运最终都会归结于洛阳城北的青山之上，彼此并没有什么分别。
城中鲜活的生活，山上永久的坟茔。这种生与死的戏剧性并存，或说有限与无限的对峙，是在任何一个其他的类似城市中都找不到的。
有一个故事，汉魏洛阳城，西北有金谷园，西晋的名臣石崇居住于此，石崇有妓曰绿珠，“美而艳”，为人所觊觎，因而为石崇引来杀身之祸，而绿珠也慨然为主子坠楼自尽。
即使此地在成为一片白地后，这简单而干净的死亡，仍引起“千年万岁”的叹息——其实，故事的细节已经被时间淘洗得一干二净，就连金谷园的故地在哪儿也成了谜团，但它却仍旧是我们造访此地的一个重要的念想。
妙的是，中国的城市并不一定需要物质化的情境来回忆前生，记忆的密码藏在文字的传统里，寄寓于代代传承的自然与人情的微妙勾连中。在这种传统里，石崇、绿珠不再是抽象的历史人物，而是这座城市本身。
今日汉魏故城的大路并不就是昔日的洛阳大道，后者已经深埋在遗址公园的地层下，但是它直观地表达出那个时代的空间感。这些大路也多半和昔日的出入道路有所重叠。
长安，山川城郭都非故
人们对西安并不陌生，但我感兴趣的是唐代的长安。那时候，《大明宫词》这样洗脑力强大的通俗剧还没有开播，我喜欢开元天宝遗事，但谈不上是什么“研究”，我心目中的长安不过是小时候爱听的《薛刚反唐》一类评书的注脚：
“且说薛丁山大兵奏凯回朝，在路行程非止一日，到了长安……次日早朝，御玄武楼，受西域贡礼降表，众将卸甲入朝……”
那时我从没想过“玄武楼”之类是否真的存在，就像明代的城墙把唐代的若干残迹，比如皇城西南的含光门包裹在了里面。
如果是清代人的演义重新“发明”了唐朝，《大明宫词》也许就统一制定了旅游区的国家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