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这种近代的“发明”并非全无意义，就像大多数古城其实不能简单地用哪一个时段—唐代的，宋代的，甚至清代的—来标定。
因为生活之河在流淌，城市不是西伯利亚万年前冷冻的猛犸象，而是持续发展的结果，它只能在“最近”和“我”身上发生意义，这种意义也就是历史的意义：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不尽完美，但属命定。
那时，我见过的唯一的“长安”的“证物”——老西安的老火车站——和大众热望里的“历史”无关，相反它是“现代”的鲜明标记，在它初次浮现时，正值抗日战争爆发前的两年，这个新鲜事物一定引起了不少的惊愕。
西安站的选址在明代城墙的正北，安远门外，在唐代可能是城内，紧邻着发生众多历史事件的寂寥的北苑，比如“玄武门之变”、唐玄宗杀死韦后和安乐公主的“唐隆之变”。在早期西方摄影家如恩斯特·鲍希曼的镜头中，这里原本冷落得如同火星。
作为一座“废都”，西安常常被拿来和现代的罗马对比，后者，尤其是它的公共讲坛区域的废墟，已经成了西方文明起源的标准像之一。然而，如果说古罗马依然历历在目，请不要指望在西安可以看见太多长安。
而我们今天的“不见长安”又是另外一个层次了。即便明代砖城大为缩水，真正的长安还安静地倒伏在城外的蒿草和麦田中，在鲁迅的时代“现代”化进程仍方兴未艾。
据说，20世纪50年代的西安南郊还有野狼的嚎叫，你仍可以看见和城市相对的终南山；80年代，新建的大路还不宽阔，但是汽车稀少，树影婆娑，人声稀疏，尤其在夜晚，你还可以体会到古代行旅的寂寞。
挟着以加速度递增的动势，真正的改变是在你我的眼皮底下发生的，我们就这样看着“古代”无影无踪。我不知道的是，就在我乘坐的列车驶过火热的渭原的那些年，西安已经启动了轰轰烈烈的对于“四十五片洼地”的改造。
要知道，这并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细节。这些洼地折射出的原本西安城市的丰富地形，其实是这座城市记忆的核心部分，至今，还在回民巷子那些未经触动的地面上有所反映。
唐高宗就是以所在“湫湿”“卑下”为理由在龙首原上建立新宫的。八水环绕的整座城市，又横贯六道高冈。被附会为易经“六爻”的长安风水里，曾几何时，点缀着朱门青琐的亭台、雕栏玉砌的宫阙……这样莽原上的城市经验，一路延至画里锦屏一样的终南。
▲大雁塔广场
（作者拍摄于2009年）
近十年以后，当我再次来到西安北郊的时候，“现代化”显然已经大获全胜，高楼大厦已经不是什么稀奇的事物了，“回到盛唐”的宏伟计划也已经提上了日程。
其实“现代化”本不是什么罪恶，对鲁迅所厌恶的旧中国那种颓唐的气息而言，它也许只是一种无情的荡涤，毕竟即使是真正的长安也是需要发展的。可是“发展”与它名声不好的孪生兄弟“开发”其实是一母所生——“进步”和“割裂”实际很难分开，“有序更新”只是空话。“新”“旧”有时可以并置无碍，但在西安，新的人工构物的地形整个覆盖了老的“六爻”，甚至将后者彻底取消了，长安最终丢失了自己的记忆。
今天的大明宫遗址公园上其实是看不见大雁塔的，但是这种系于想象中的视线的可能性，对于当代的中国古城尤其意义非凡。就在北京唤回前门外的“老北京”时，它参照了晚清大量西方人拍摄的旧照片，复刻出的是图像意义上准确的“新老北京”。
长安甚至没有这样的旧照片，因为明代的西安本来就不是长安，现代人更大的雄心是跳跃式地“回到唐朝”。于是，只能根据语焉不详的前朝版刻，在钢筋水泥的材料里，添加现代人所理解的古代长安人的“感受”。这样的还魂术都谈不上真的复古，它更像是一种催眠，在对现实失去了感知之后，城市受着莫名的、绝对不是“唐朝”的催动，焕发出使人惊叹的时代的潜意识，带来了另外一种令我们陌生的“新长安”。
它不是长安，但又是长安。
绕过横七竖八的彩钢板，偶尔你可以找到一片考古工地，（想象着）“往下看”，在单片的“历史保护单位”中，你看到的往往都是这种地层以下的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