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事情如果论复杂而言，历史周期律；土地兼并矛盾；皇权危机，等等。可以综论几万字论文也难概其全。然抛繁就简而言，炒米以为就是“老实人”越来越少，“聪明人”越来越多导致的结果罢了。
一个王朝的初期，经过腥风血雨的洗礼之后，社会秩序重新建立。老实人多；守规矩的人多；心中把集体利益看得重的人多；舍小家为大家的人多。而那些聪明的精致利己主义者少。所以即便有那些精致利己主义者，往往也是起到了“鲶鱼效应”，使得整个社会产生某些“机会主义”的活力。
这就像朱元璋时代，洪都保卫战的时候，领导者是“纨绔子弟”朱文正；但是手下却基本上都是张子明这类的“一根筋”。这才是洪都保卫战胜利的关键。因为有无数张子明这样愿意为战友牺牲自己的人，同时也有朱文正这样极端“自私”的人 ，才使得洪都成为“神话”。
而到了王朝的中期，聪明人越来越多，反而守规矩，遵循道义的“老实人”却成了异类，受到排挤甚至社会的成见。聪明人太多，“傻子”自然就不够用了。
这就像嘉靖年间的朝局，从皇帝到内阁辅臣，都是一等一的“人精”，皇帝是著名的“甩锅”高手，任何决策不承担责任，都由臣下去猜。而看遍内阁，狐假虎威的拿鸡毛当令箭；和稀泥的和稀泥；装小绵羊的装小绵羊。反而像海瑞这样按照大明律法做事的人被看作异类，受尽排斥，而海瑞如果放到朱元璋时代，应该是一抓一大把的；海瑞的《治安疏》也是要表达回到朱元璋时代。
但是哪怕现在看那段历史，都也会认同只有张居正这样的人适应当时的大明，而海瑞只会搞得更糟。不是海瑞迂腐，而是人心不古。海瑞希望的那个环境已经在大明彻底失去了根基。
“聪明人”越是到后来就越成为了整个社会“成功”的标杆。越是聪明的人，越是要固化自己的利益，于是这就导致了整个社会资源被少部分人给把控并且制定了复杂的规则，去阻止社会阶层的流动，以彻底固化自己的利益。
这就像明朝末期，聪明人遍布朝野，互相内耗私斗，以至于大厦将倾而不顾。目不缺乏名将，也不缺乏顾大局的“老实人”。诸如卢象升、孙传庭等“老实人”却成了“异类”，最终成了明庭内耗的牺牲品。“传庭死，大明亡。”死的不是孙传廷这个人，而是死的孙传庭这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