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骆公（1917~1992），书画篆刻艺术家、艺术教育家，天津美术学院创始人。李骆公原名英，后名立民，笔名黑沙骆，中年名骆公。早年从事现代绘画创作及教学，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后转攻现代书法篆刻。1969年李骆公被下放到广西，坚持书法、篆刻创作。历任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天津分会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广西分会副主席，广西书画院副院长，桂林书画院院长，中国现代书法研究会顾问，日本北陆篆刻协会名誉顾问，国际美术审议会海外评审委员和广西政协委员等职。
事情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初，我的父亲李骆公先生刚从“右派”转成“摘帽右派”（文革之后的称呼），那时他虽然从劳改农场回到了天津河北师范学院（今天津美院），但失去了教学工作，在美术系资料室工作。那段时间，他经常带我去古旧书店看书，也去劝业场楼上的古书画店、古董店、杨柳青画店逛逛。
▌林良《荷塘集禽图》 天津博物馆藏
一次，他在劝业场楼上发现了一幅很破旧的古画，款识为林良，画的是《荷塘集禽图》。虽看起来很破旧，但他爱不释手，问了一下价钱，好像是37元。虽然挺便宜，但是当时父亲刚摘了“右派”帽，工资也脱了皮，从206元降到126元（劳改期间仅15元），一家7口人以此度日，生活并不富裕。他让画店伙计帮他留着画，打算去筹钱。
看到父亲对这幅画志在必得的样子，伙计有些不解：“这画可能是仿的。”
骆公先生答道：“这张画气韵生动，我很喜欢，即便是仿的，也是仿得很好。”
等他凑足了画款，便将画买了下来，放在工作室，时常把玩欣赏。由于那时在学校没有机会画画，他时常约一些画友在家里搞一些笔会。印象比较深的是画鹰和秃鹫，来的都是老先生，父亲便时常拿出这幅《荷塘集禽图》让大家欣赏。不久，学校里就传开了，美术系的同僚也经常来家里赏画。
有一次，一位老师将画对着日光灯照着看了一下，发现这张画是由一张破碎的画拼裱起来的，拼裱的技术很高。从逻辑上推论，如果是高仿的画作，不会大费周章地用这么高档的装裱水平来裱。
这幅画的真伪问题便在朋友间讨论开了。有一位先生建议拿去让徐邦达先生鉴定一下，于是这幅画就被送到了北京。据说徐先生刚刚看到天头就断言这幅是真迹，接下来看到画后就说：“故宫的那幅是仿的。”
也许这个信息被泄露了，不久，一位不速之客便登门了。
这是一位来自北京的书画收购员，看上去60岁开外，一见面便单刀直入地提出：“希望骆公先生割爱，将《荷塘集禽图》出手。”作为一位艺术家，将自己喜欢的艺术品让出来是很困难的，父亲当即拒绝了他的请求。此后，这位不速之客就变成了常客，几乎每周都来。有时父亲下班还没到家，他就先到了，好在家里有奶奶和我招待。与父亲见面后，他总是先看看那幅画，然后旧话重提：“希望将画捐售给故宫，能让更多的人分享艺术经典……”话语间透露着一丝丝政治压力。父亲的“右派”帽子虽然已经摘了，但另一顶“摘帽右派”的帽子还在头上，难免心有余悸。
久而久之，父亲也感到厌烦了，疲于应对，只能答应了他。
在谈到报酬时，对方出价100多元。时值“四清运动”初期，对经济问题非常敏感，30多元的进价，100多元出手，可谓暴利了，这对于一位“摘帽右派”来说，有可能招来投机倒把的罪名。父亲又犹豫了。于是找到当时校党委书记，讲明来龙去脉，希望得到领导的指示。当时书记回答的大意是“画是你私有物品，自己有处理权”。
心爱之物被迫出手总会难以割舍，在画易手前，父亲征得对方的同意，在作品的左下角盖上了自刻的“李骆公藏画”朱文收藏印。因为这件事，文革期间父亲还曾被批判“有名利思想”。
此后，据说这位书画收购员例行公事去税务单位办理税务手续，由于是文物，要通过文物单位出据证明，文物单位按规定，此件文物不得流出津门，故由天津博物馆收购了。
备注：本文刊登于《收藏》杂志2020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