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杨新元
厦门鼓浪屿的日光岩闻名遐迩，有“不登日光岩，不算到厦门”之说。
近日去厦门前，我曾听友人说，登日光岩的山道上每天游人如织，有时排几个小时队都上不了顶峰，不禁有些忐忑。然那天到了日光岩景区，我看到游人虽然也很多，但还不用排队登山，一颗心就放下了。
从景区门口向上望去，首先印入眼帘的是一丛丛鲜艳的三角梅，把景区“日光岩“三个白色立体大字衬托得格外醒目。我不禁想起鼓浪屿诗人舒婷的《日光岩下的三角梅》：“是喧闹的飞瀑，披挂寂寞的石壁；最有限的营养，却献出了最丰富的自己……”
进入景区后，走不多时，便到了著名的日光岩寺。日光岩寺，以前叫莲花庵，建于明万历丙戌年（1586年）前，至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此地依山凭海，风光独好；别致精微，清静素雅；香烟缭绕，日光普照，是个闭关修行的好地方。
让我感到意外之喜的是，从日光岩寺大门进去的左边山坡上，就是“弘一大师纪念园”。石壁上镌有“华枝春满天心月圆”八个字，据说，这是弘一法师圆寂前留下的偈语。我不禁吟咏起弘一法师的诗句来：“月到天心，光明殊皎洁。”赵朴初先生生前也曾赞扬弘一法师：“无尽奇珍展世眼，一轮圆月耀天心。”
拾级而上，只见大师的石雕像端坐在台基上，周围是一片绿茵。弘一法师面相安详，亦喜亦悲。面对大师的坐像，有关大师的生平，在我脑海里一一浮现。
在中国近代的文人中，大师是十分另类的一个：他少年时出身官宦富商之家，锦衣玉食，俨然翩翩公子哥儿一个；中年时琴棋书画、金石戏曲样样精通，是一个风流倜傥的名士；而到了晚年，又成为一代得道高僧，是闻名海内外的弘一法师。他那首淡雅忧伤的《送别》“长亭外，古道旁，芳草碧连天……”，曾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心头唤起多少离愁别绪。
据记载，弘一法师于1936年5月至1937年1月间，在日光岩寺闭关修行了8个月。在这里，他研究日本律宗，编辑佛教学刊，先后编定了《南山年谱》、《灵芝年谱》，撰写了晋江《草庵记》、《奇僧法空禅师传》，并抄写了《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阿弥经》《药师本愿功德经》三部经书。虽然只有住了短短的八个月，却为后人留下了一笔丰富的文化遗产。八十多年来，三部经书几经辗转，现分别收藏于新加坡、浙江与厦门。
杭州的虎跑山上绿树森森，建有李叔同弘一法师纪念馆。而日光岩寺的弘一大师纪念园绿草如茵，也留下了大师的生命足迹。大师像一根纽带，把杭州与厦门这两个旅游城市连接起来，使我这个杭州来客格外感到亲切。
有意思的是，另一个杭州名人也在日光岩留下了一段佳话。
祖籍杭州富阳的著名作家郁达夫，对弘一法师仰慕已久，他提出希望能一见留学日本的前辈弘一法师。
1936年12月的一天，天空睛朗。在南普陀寺的广洽法师和厦门《星光报》记者赵家欣陪同下，郁达夫登上日光岩拜访弘一法师。然而，弘一法师常年静修，对这位因小说《沉沦》而蜚声文坛的作家竟然一无所知，接见时只是拱手致意，合十问讯，赠予几本佛书而已，两人对话极少，场面有点清冷。
尽管如此，郁达夫依然对这次拜访十分珍视，还赋诗一首以抒敬仰之意。他写道：“不似西泠遇骆丞，南来有意访高僧。远公说法无多语，六祖传真只一灯。学士清平弹别调，道宗宏议薄飞升。中年亦具逃禅意，两事何周割未能。”
日光岩海拔92.7米，是鼓浪屿的最高峰。山峰不高，山路也不陡，沿途处处奇石叠磊，洞壑天成，树木葱茏，鲜花盛开，景色宜人。一路上最显眼的可能就是沿途两边岩石上的摩崖石刻。尤其是历代文人石刻题咏甚多，这是日光岩的一大文化景观。
此刻，我站在一块高约40多米的巨岩前，它凌空而立，十分伟岸。在巨岩峭壁上，有不少摩崖石刻。而最醒目的，是三大崖刻。一是1915年由许世英题刻的横书“天风海涛”四个大字，笔力遒劲；横书下面，两行大字题刻也十分醒目。右侧为“鼓浪洞天”，每个字高约1.20米，宽约1米，左侧有楷书小字款跋三行，可惜已经风化。此题刻镌于明万历元年间(公元1573年)，为江苏丹阳人丁一中所书。据了解，这也是日光岩最早的题刻。左侧为“鹭江第一”四个大字，是清道光年进士、福建长乐人林铖所写。上述三大崖刻，可以说对日光岩的风光作了十分形象的概括，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