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因则是可以从临安（杭州）本身的发展去考量，杭州自隋唐开发以来，其经济和人口以及商业发展等各个方面都获得了飞速的发展。
人口上，开元年间，杭州的人口仅有八万户，等到元丰年间时已经涨到了十万二千八百多万，崇宁年间的杭州人口更是高达二十万三千五百多户，远远超过当时的江宁府（十二万七百十七万人户）、平江府（十五万二千八百二十一户）。杭州人口的飞速增长得益于当地经济的发展。
北宋年间，杭州的经济发展水平就已经达到全国较高水平。杭州的丝织业十分发达，北宋年间曾在临安府设"织务"，负责采购丝绸，杭州每年的丝绸产量高居江南各府之首。
熙宁十年，杭州及其附属九个县的夏税中光丝绸一项就高达四千四百八十六匹，该地的丝绸产量可见一斑。杭州的雕版印刷业也同样居于全国首位。据民国学者王国维先生考证江浙地区的古刊本数据来看，全国的刊本中，有一半都来自杭州。除此之外，杭州的造船业、酿酒业、制扇业也相当发达，苏轼在杭州做官时也曾称赞道："天下酒官之胜，未有如杭者也，岁课二十余万缗"。
杭州高度发达的交通运输业也是它的巨大优势。据古史记载，五代十国时期，在钱塘江上航行的船只就多到看不见头尾。京杭大运河开通后，物资往来带动了河道的修建工程，在钱塘江的两岸，形成了南场、北关、安溪、汤村、临平等集镇，物资吞吐和贸易得到全面而均衡的发展。
北宋年间，杭州的对外贸易更是蓬勃兴起，公元989年，北宋政府在杭州设立市舶司，专门处理对外贸易事务，杭州已成为巨大的外贸港口之一，有与泉州、广州比肩之势。今人若想一睹当年的盛况怕是不太可能，但从蔡襄的描述中我们可以一窥港口繁忙的景象："道通四方，海外诸国，物资丛居，行商往来，俗用不一"。
从上面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更加充分地了解到，杭州之所以在当时能够胜过六朝古都的南京，被选作南宋的都城，绝非是偶然。
北宋末年的杭州，除了在军事地形上各有其特点之外，在很多方面其实已经远远超过建康，就算当年金人没有在南宋迁都时对皇帝步步紧逼，杭州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以及高度发达的经济水平，也会让高宗和南宋军民心甘情愿地留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