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清代的南北党争，总会让人联想到明朝中后期的东林党争。从本质上来说，发生于两个王朝的党争并无区别，甚至，可以说“南北党争”是“东林党争”的延续。
满清入关之际，清朝皇帝为了笼络人心稳固统治，大量启用了中原文人。早在明朝晚期，南北士子就已因政见不合而争执不休，这种风气延续到清代以后并未消减，反而与日俱增。
明代的内阁大学士冯铨在归顺满清后，主导了“北党”；江南地主知识分子中的翘楚陈名夏，则率“南党”与冯铨分庭抗礼。在党争爆发之初，“南党”的势力无疑比北党更强大。在多尔衮执政时期，冯铨深受多尔衮信任。然而，在顺治亲政之后，早年靠拢多尔衮的大臣均遭到不同程度的清算。
作为多尔衮手下头号汉臣，冯铨自然首当其冲，被年轻气盛的顺治罢免。冯铨垮台后，以他为首的“北党”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濒临瓦解。除此之外，满清统治者沿袭了前朝的人才选拔制度，大行开科取士。我们知道，南方文人精通八股文，在科举上面的成就远高于北方士人。
在科举恢复之后，大量江南士人登榜，跻身朝廷。这些来自南方的士人，大多成了“南党”的门生。在这种环境下，身为大学士的陈名夏得以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从江南士子中提拔子弟进京入职。久而久之，陈名夏的身边逐渐聚集了一群出身南方的士人力量。
倘若任由这种态势继续发展，那么，清廷难免会出现“南党”一家独大的场面。
虽然满清统治阶层将大权牢牢地掌握在满族人手中，但汉臣政党一家独大的场面无疑会对满人的地位造成隐性威胁。满清皇帝擅长汲取前车之鉴，顺治自不例外。在前朝的东林党争中，顺治已看出党争的弊端。因此，顺治重新启用了被罢黜的冯铨，重新扶持了一批以北方士子为主的汉官。
显然，顺治帝的初衷是正确的。治理党争无法一蹴而就，只能借助与之相对的力量“打太极”，平衡南北士子的势力。扩大来说，顺治何尝不希望将汉臣调和成一支为己所用的力量，用以制衡八旗贵族的权力？然而，顺治未能考虑到党争中汉官所施展的手段。
陈名夏掌握了人才选拔之大权，并借助江南士子于朝中积累的力量，对“北党”及满官发动了全面战争。先是李呈祥的一份《辨明满汉一体疏》，随后是一折“任珍案”，直接将顺治帝逼得下不来台。顺治原本希望借助“南党”与“北党”之间相互制衡，让朝中各方势力达到微妙的平衡。但没想到，“南党”的一系列举动让他面临抉择：满官与汉官孰轻孰重？
顺治十一年，宁完我递交了一份弹劾陈名夏的奏折，直指其“痛恨我朝薙发。鄙陋我国衣冠。蛊惑故绅，号召南党。布假局以行私，藏祸心而倡乱，何以明其然也”。
这篇奏章可谓字字珠玑，摆明了是要与陈名夏及其背后的“南党”不死不休。宁完我的奏章，所代表的绝非个人，还有其背后的一众议政王。可以说，这时的顺治帝已骑虎难下，若他无法对陈名夏作出处理，将无法安抚满清政权之核心——八旗贵族。面对八旗的施压，顺治不得不以“言官隐嘿不纠，殊负职任”的名义，下令将陈名夏诛杀。
清朝的南北党争，起源于顺治帝调和汉官、满汉大臣之间的矛盾，期望构建平衡态势的初衷。然而，身处其中的陈名夏却会错了意，企图凌驾于满臣之下，最终，遭到顺治的清算。其实，冯铨的处境已经足以让陈名夏看透党争的本质，发生在朝野中的一切风吹草动，都是顺治帝的政治游戏罢了。陈名夏企图以“南党”的力量影响政治格局，无疑是痴人说梦。
站在顺治帝的立场上，我们便会发现陈名夏及“南党”大臣的想法有多愚蠢。顺治帝之所以扶持汉臣，就是为了用他们的力量制衡满臣。然而，制衡不等于凌驾，为了利益顺治可以允许汉臣与满臣平起平坐，却无法容许汉臣一家独大。当满汉矛盾变得愈发尖锐之际，顺治帝所考虑的就不只是维持平衡了，这已经上升到了国统的层面，所以，他自然会抛弃曾经的政治同盟，站在了满臣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