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牛李党争”是历史教科书上少数没有解释清楚的政治现象。
有一种主流说法认为,“牛李党争”是代表“寒门”的牛党对抗代表“贵族”的李党。其理由是牛党的代表人物李宗闵、牛僧孺通过科举入仕,而李党代表人物李德裕是通过门荫入仕的。
对此需要了解的是,牛党领袖李宗闵乃是李唐宗室郑王李元懿之后,他跟李德裕一样,也是贵族出身。
其实,在唐朝皇帝口中,没有“牛李党争”的说法,只有“二李朋党”之说。《旧唐书》记载:文宗以二李朋党,绳之不能去,尝谓侍臣曰:“去河北贼非难,去此朋党实难。”
文宗所说的“二李朋党”就是李德裕和李宗闵这对冤家,因李宗闵比牛僧孺先入相,后来才由“二李”演变为“牛李”。
所以,“牛李党争”绝不是贵族对寒门的斗争。而是其他原因。
02
宪宗朝李吉甫做宰相的时候,历史上评价这段时期唐朝政治是比较清明的,还没有出现党争现象。
李宗闵和牛僧孺两人系同科进士,情好甚恰。他俩接受朝廷考察对策的时候,由于年轻气盛,直言不讳,“指切时政之失,言甚鲠直,无所回避。”
由于把朝政批判得过于尖刻,把宰相李吉甫气的够呛,以至于在皇帝面前不得不自我辩解,还流下了眼泪。
为此,李吉甫对李宗闵和牛僧孺二人刻意压制,两人多年不得调任,前途一片黯淡。
元和七年,李吉甫去世,压在头上的大山没了,李宗闵、牛僧孺才迎来出头之日,随即均被提为监察御史,开始了扬眉吐气的仕途生涯。
李吉甫虽已逝世,却有个非常优秀的儿子:李德裕。
他胸有大志、学贯古今,有澄清天下之志,却一贯鄙视科举,屡次拒绝朝廷的征召,后来才通过门荫踏入仕途。
宪宗后期由宰相裴度主政,他既欣赏李宗闵,更看重李德裕。
裴度一手提拔了李宗闵,跟李德裕也志同道合,毕竟在裴度手里也曾削藩成功的。
从裴度的角度来说,在大是大非上,李宗闵和李德裕确实没有争斗的必要。
不过后来,一场科举考试又加深了双方的芥蒂。
李德裕、元稹、李绅(后来都成为宰相)三个翰林学士联合起来,上奏说主考官钱徽受了李宗闵请托,结果李宗闵被贬出京城,好不容易考上进士的女婿苏巢也被剥夺资格。
古人特别在意名声,考上进士又是特光耀门庭的事情,这次李德裕让李宗闵丢人丢到了家。
从此,双方梁子深深结下,“自是纷纭排陷,垂四十年。”
03
唐朝在“安史之乱”后,文臣、宦官和藩镇成为了帝国维系平衡的三方势力。
在以往唐朝政治开明的时期,宦官和藩镇都是不成为势力的,文臣一旦做强,就有可能实现唐朝的复兴。
裴度之所以能够辅佐唐宪宗平定割据的藩镇,就是因为皇帝、文臣之间总体还是一条心的,没有出现严重的党争分裂现象。
而文臣之间一旦出现了朋党,就难以集中力量对付宦官和藩镇,唐朝必然会陷入一个持续衰退的时期。这就是“牛李党争”带给大唐的重大负面影响。
因为无论是李德裕、郑覃还是李宗闵、牛僧孺,都算综合能力、影响力很强的实力派,尤其是李德裕和牛僧孺,都是“出将入相”的典型,不仅做宰相有能臣之名,治理地方也是一把好手。
本来唐宪宗和裴度削藩成功,唐朝出现过“元和中兴”的短暂繁荣,却很快因“牛李党争”而重新深陷泥潭,宦官和藩镇势力不断膨胀。
那么,期间有没有别的势力打破党争的格局呢?
还真的曾经有代表“第四种”势力崛起了,差点把文臣、宦官集团一举掀翻,其代表人物就是李训和郑注。
李训精通易经,郑注精于药学,都得到了唐文宗的宠幸,成为新的权力核心。
这两人先是把李德裕和李宗闵都双双排挤出京城,随后预谋发动“甘露之变”诛杀所有宦官。
这场政变却由于准备仓促而失败了,李训和郑注遭到了宦官的反杀,当时在京城的其他宰相和百官被牵连杀害的也有一大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