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营原则上，白圭奉行的是“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原则。即在收获季节或丰收年景农民大量出售谷物时，适时购进谷物，再将丝绸、漆器等生活必需品卖给手头比较宽裕的农民；而在年景不好或是青黄不接时，适时出售粮食，同时购进滞销的手工业原料和产品。
白圭所说的“与”，就是给人实惠。当某些商品滞销时，白圭用比别家高的价格来收购；当市场上粮食匮乏时，白圭却用比别家低廉的价格销售。白圭的这种经营方法，既获得了丰厚的利润，也在客观上调节了商品的供求和价格，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农民、个体手工业者和一般消费者的利益。是以白圭称此为“仁术”。
白圭认为身为经营者应该具备“智、仁、勇、强”四方面的素质。他曾说过：“我做经商致富的营生，就像伊尹、吕尚筹划谋略和孙子、吴起用兵打仗及商鞅推行变法那样。所以，如果一个人的智慧够不上随机应变、勇气够不上果敢决断、仁德不能够正确取舍、强健不能够有所坚守，虽然他想学习我的经商致富之术，我终究不会教给他的。”
正是因为白圭有着这样的眼光和素质，他在经商时处处为消费者着想，同时提高了自己的商誉和盈利能力。比如，他向农民提供优良的谷物种子，既帮助农民提高了产量，也让自己获得了利润，并赢得了人心。
白圭所为，影响了彼时和后来的许多商人，他们以白圭为榜样，在经商中重视“仁术”。民间因此称白圭为“中国第一商人”或“中国商人祖师爷”。宋景德四年，真宗皇帝封他为“商圣”，从此民间为其建庙，并设立神牌供奉。
白圭向农民提供优良的谷物种子，既帮助农民提高了产量，也让自己获得了利润，并赢得了人心。图为清焦秉贞《耕织图》册局部。
清朝商业巨贾乔致庸不赚昧心钱
清朝晚期的晋商名扬天下，其中尤以乔致庸最为有名。乔致庸生于清朝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卒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幼年喜好读书，后中秀才，曾雄心勃勃要走举人、进士的仕途。可是天命难违，因长兄、父亲相继去世，他只好弃儒从商，走上了经商之路。
在雄才大略又多谋善断的乔致庸的策划下，乔氏商业遍及全国各大商埠及水陆码头，业务繁荣，其最有名的当属乔家的大德通、大德恒票号。乔致庸也成为当时的商业巨贾。
乔致庸的成功在于他非常重视“德行”，其经商理念是一信、二义、三利。在他平日的训讲中，乔志庸也多次强调“人弃我取，薄利广销，维护信誉，不弄虚伪”的道理。即要以信誉赢得顾客，不能以权术欺人，更不能将“利”字放在首位，赚昧心钱。正是因为如此，才使乔氏票号能够在社会动荡及信用风险极大的情势之下赢得民众及官府的信任。
身为巨富的乔致庸同样也是位乐善好施、扶危济困的商人。他不仅在灾年出钱出力赈济百姓，而且平时对于任何有求之人都是尽力帮助。据说乔家开粮发粥，粥还必须得浓。浓到什么程度呢？浓到用毛巾裹起来，再打开时米不散；浓到放在碗里，插上筷子，筷子不倒。
此外，为了帮助乡亲们，乔家在农耕时节都要在门口拴上三头牛，谁家耕地需要就牵去，傍晚送还即可。正因为乔家的善行，“文革”时期，老百姓都不舍得砸碎乔家大院一块砖，因为谁都不想背负“忘恩负义”的恶名。这也是今天的我们还能看到完好的乔家大院的原因。
结语
深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的韩国，曾拍了一部电视连续剧《商道》，剧中的主人公林尚沃在踏上经商之路时，前辈给其的谏言就是：“所谓的做生意，不是为了赚取金钱，而是赚取人心；并不是要获得利润，而是要获得人心。赚取人心获得人心，这就是做生意，到了那个时候，金钱自然随之而来。”
若干年后，当在商海历经沉浮而终于成为巨富时，林尚沃总结了自己经商的信念：“一个真正的生意人，不应该追求所谓的利，而是要追求所谓的义”；“视财物如水一样的平等，做人如同秤一样的公正刚直。”
的确，真正做到仁心并秉持“义大于利”的商人才可以走的长远，而这样的故事在几千年的中华历史中实在是举不胜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