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风闻奏事”发展到了明朝，几乎已经沦为党争的工具，为了党同伐异，无中生有、造谣中伤的事情屡见不鲜，最后明朝的法律也不得不规定，将“风宪官挟私弹事，有不实者”，按照诬告罪进行惩处。
至此，“谣言”的名声，算是开始“扫地”了，而且越来越不得人心。到了清朝，就有大臣上书，要求朝中禁止“风闻奏事”的制度，可是几经反复都没有成功。
三、统治者对“谣言”系统的利用
明有锦衣卫，清有文字狱，这两样虽然性质不同，但是都多多少少与“风闻奏事”的制度息息相关，而且制造出很多臭名昭著的冤假错案。此时的“谣言”，早已脱离了原本反应“民声”和“民意”的初衷，成了统治阶层压迫和管束臣民的利器，真正变成了官吏和百姓痛恨的“妖言”，那些在先秦时代，曾经非常美好的“民谣”，相当程度上已经变成了无中生有的“造谣”。
清代虽然有臣子多次要求废除“风闻言事”，但清朝的统治者却始终不同意。甚至到了后来还升了级，形成了更为严密的“密折”制度，皇帝派专属人员，下到基层去打探小道消息，然后再通过秘密渠道，通报到皇帝手中，真是把“谣言”的上传做到了极致。
其实清朝的皇帝明白这种变了味道，且没有监督的“风闻言事”制度，会给执政带来诸多“后遗症”，那么他们为何依旧乐此不疲呢？
首先，皇帝们发现，这种方式是驾驭群臣、牵制朝纲的法宝，通过这种方式，不仅可以了解臣属们平时生活的细微末节，从而判断这些人的品性特点，还有对朝廷的忠诚度。
其次，可以通过制造一些“风闻”的方式，来对朝中不同派别的臣属进行制衡和驾驭，特别是对于牵制“党争”，往往会有出其不意的效果。
再有，朝廷可以通过利用“谣言”的方式，调动民间力量，为自己所用。这方面比较典型的案例发生在清末：据记载光绪26年夏秋之际，社会上曾悄然经流传过一些诸如，西洋人挖取小孩眼睛制作“拍花”迷药，还有西洋传教士用法器吸收童男阳精等荒诞离奇的谣言。
开始时，这些传言只是小打小闹，可不久之后，便“日盈于耳”了。其实这些谣言一听就没有什么科学依据，是故意编造出来吓唬人的。但这些谣言却成为了著名的“义和团”运动的导火线之一。
清政府虽然知道这些谣言是谬说，但碍于当时的形势，清廷非常希望有一支民间武装力量来与洋人对抗，于是便放任谣言肆虐，甚至纵容实力薄弱的义和团与装备精良的洋人作对，还派大臣刚毅等人，导演了一出“导拳匪入京”的戏码，妄图“借团灭洋”。
可惜结果不如人意，战争失败后，清廷立刻变了嘴脸，对义和团弃之如敝履，发上谕：“此案初起，义和团为肇祸之由……严行查办，务净根株”。这真是妥妥的卸磨杀驴，彻底将义和团当成了替罪羊，并对义和团进行了血腥无情地剿杀。
想想当年，那些先秦时代在民间被广为传颂的歌谣，再想想那些流传于街头巷尾的诙谐故事，曾几何时，“谣言”的意境之于人们，是一种诗意，也是古代社会中政通人和的向往。可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个曾经带着艺术的美感，以及对生活美好期盼的词语，变成了统治者翻云覆雨的手段，现实生活中令人厌弃和鄙夷的行为。时移世易，沧海桑田，这样简单的一个词汇，背后竟然蕴藏着如此传奇的故事，还有丰富的内涵，不由不令人感慨唏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