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代的官员制度上承夏商，沿循周礼，属分封体制下的管理体系，当时主要由天子和公室所瓜分，是世袭的爵位。所谓公侯伯子男，乃是框架。而卿、大夫、士，才是官位。《礼记》载：“夏后氏官百，天子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周王国中，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唯独三人而已，就是三公，这三位都属权力金字塔的巅峰人物，与卿、大夫、士还有所不同。
《礼记》载：”大国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国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小国二卿，皆命于其君。"什么意思呢？就是诸侯国所设三卿，其中至少有两个人是听命于天子而非诸侯的。当然，这种体制所产生的后果，便是卿大夫不可能舍近求远，真正服从的还是诸侯国君而已。周天子的命令多半无法彻底推行。
在卿、大夫、士，才这三等官位中，分为上、中、下三级，《礼记》载：“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直白的说，就是三公是不直接处理事务的，干事情的主要是大夫。大夫虽是最低一级，但其权力也非常大，古有“刑不上大夫”，大夫就算犯法，也不会问罪。
而在诸侯国中，大多借鉴周王室的官员体制，而又多有创制，但诸侯国们的官员体制基本上还是没有脱离礼乐制度框架，在诸侯国中，除了诸侯国君外，最高执政长官即为太宰，主管百官事务，其助手为太傅，负责协助其开展工作，而因各国情况不同，其名有所变化，鲁国为太宰，齐国的前期亦为太宰，后来为相，郑国虽名为冢宰，楚国为令尹，实质上是相同的。其中有三个诸侯的最高执政长官有所不同，如秦国为庶长和大良造，晋国为中军主将，晋国中期改革为军政大权系于一个职位，这个职位便是中军主将，在改革初期，这种官制提高了效率，可是在后期，这种体制却极大的削弱君权，就直接导致后来晋国的三分。还有一个国家不同，就是宋国。
宋国不仅对太宰进行分权，同时设置少宰，这个少宰承担部分太宰职能，又承担部分太傅职能。而在军政刑法方面，宋国设置大司马和少司马、大司寇和小司寇，作为国家最为重要的政务、军务、刑法，都被分权，也就是形成牵制，这便有利于加强宋国君主的权力。那么，为什么宋国要如此改革呢？
宋国的开国君主是微子启，这个人当年是主动投降周王国的，虽说后世对其评价甚高，但有个不能忽视的证据，就是微子启开国前后，殷商故民是曾发动过叛乱的，这个时期的殷商故地，也就是宋国的疆域所在，那些殷商遗民是没有完全臣服周王国的，即便是另外一位殷商贤人箕子也带着族人去了朝鲜，可见当时的局势是非常复杂的。微子启到宋国就职，本身还是存在很多人身安全的隐患的，微子启要管控好宋国，单纯的《微子之命》和安插姬姓诸侯国以包围是很难彻底解决的，凡事动乱生于内，真正要控制好宋国，还是得从宋人内部着手。
因此，周王国对宋国要高压，也要瓦解，那么就是“大棒和金元”融合，加以“殷商人治理殷商人”的政策，用殷商之人在宋国为官，但又要分化其权力，思想和法制，政务和军事，都要让宋国的代言人来进行操盘，这个代言人还要是周王国可以放心控制的，微子启与纣王同属亲兄弟，却因政见不合，或因权力争夺而产生巨大矛盾，最终导致微子启放弃家国以投降周王国，这种代价对周王国而言，是可以彻底信任的。
司马迁评论宋人“郑昭宋聋”，说的是宋人愚笨呆滞，这种说法其实本身是不对的，我们知道司马迁写史书之时，本身距离春秋战国已有近百年，朝代更替，思想禁锢，这等等变化导致其在判断某些事情上还是会出现偏差的，宋人之愚笨和不与世俗同流，其实跟其作为殷商前朝的遗民有关，这种消极的人生态度，正是跟他们开创者有关，也就是这位委曲求全的微子，当年臣服周王国之时，就失去了殷商人的尊严。于是，任何权力都不能过于集中，太宰要分化为太宰和少宰，司马要分为大司马和少司马，司寇要分为大司寇和小司寇，这便是深层次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