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苏辙兄弟在文学上的成果不必多说，他们在蜀学上怎么融汇“博杂”的特征？
苏辙画像
三苏交融蜀学传统的第一大特征是引进“史学”观念。蜀学一大传统是史学，由于儒家最重要的中心典籍便是《春秋》，史学是儒学根基之一。不管扬雄、陈寿、常璩等长辈，仍是对“三苏”有知遇之恩的欧阳修，他们除了文学成果之外，都是重要的史学家。
尽管欧阳修后来自以为庐陵人（其老家本籍为吉州永丰，前史上吉州为庐陵郡），但欧阳修自身是出生于四川绵州（今绵阳市），随父亲欧阳观在蜀地日子了三年，父亲过世，欧阳修才随母亲郑氏前往随州投靠叔父。
苏轼、苏辙兄弟在家园读书较长时刻，天然深受浓郁的蜀中学风熏陶，到开封参与科考今后，更受欧阳修在文学、史学方面的影响，特别父子三人都在史论上可谓共同，三苏的论说文字简直都是精彩篇章。他们调查前史人物或前史事件的特征是更重视与寻常人的联络，扩大到对传统经典的说明更垂青尘俗情面方面。
苏氏蜀学的另一大特征便是充溢“情面”味，这从苏洵对儒家经典的解读就开端。如《六经论》一开端就以为，礼所代表的道德道德模范都建立在情面根底之上。“圣人始作礼也，不因其势之可以危亡困辱之者以厌服其心，而徒欲使之轻去其旧，而乐就吾法，不能也。”（见苏洵《六经论·礼论》）苏洵以为的情面，便是人们日常日子中的底子欲念，天然赋性，以至于后来朱熹以为，“看老苏《六经论》，则圣人全是以术欺全国。”
周敦颐画像
周敦颐最重要的弟子程颐，二十四岁在京师讲学。神宗熙宁五年（1072），声名远播，重臣文彦博将其鸣皋镇（今洛阳市伊川县境内）的一座庄园赠送给程氏兄弟讲学，改建为伊皋书院，两兄弟前后在此讲学长达20多年。
哲宗继位后绍圣四年（1097），程颐被贬涪州（今重庆市涪陵县）进行编管。曩昔史学界往往以为这是程氏兄弟与苏氏兄弟之间对立的尖锐化，因苏轼成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今后，与程颐同为哲宗的教师。苏辙更深受高太后器重，一向做到龙图阁大学士、署理太尉，进爵开国伯。而程颐也是司马光、王岩叟等保守人士倚重的人。哲宗亲政今后，实践对两头大臣都进行了处置，程颐就比较典型。
苏轼性情旷达，日子上落拓不羁，与年青的哲宗比较投合，而程颐一向比较严峻、刻板，苏轼屡次批判程颐对皇帝过于严苛，有些不近情面，构成两头对立加深。哲宗对程颐十分恶感，后来呵斥程颐“妄自尊大，在经筵多不逊。”连司马光都曾在书信里表示遗憾：“使人主不欲接近儒生，正为此等人也。”（见《寓简》）
程颐如周敦颐相同，在涪州期间，他也完结了一部代表作《伊川易传》，便是更为谨慎的义理学说构成，充溢思辨性的哲学见地和儒家道德系统初具规模，尔后成为宋元明最有影响的一派学说。
程颐学说在巴蜀的撒播也反过来对当地的儒学士子发生新的影响，例如张栻（今德阳市绵竹县人，为两宋之交抗金派重臣张浚之子）就深受启示，以及之后魏了翁，南宋今后的蜀学持续发扬交融容纳的利益，这便是吸收洛学思维进行充分，南宋的蜀学开端具有一些思辨性的说明，像在太极、理、道、心、性、器等等概念方面，都有哲学本体论的特征。尔后使南宋蜀学可以持续与程朱理学和陆九渊心学“鼎足之势”，足见蜀学共同的生命力，所以宋代由苏轼、苏辙兄弟的创始之功与铸造的蜀学特征功不可没，成为巴蜀文明中最具厚重见识的一大前史手刺。
苏轼承继苏洵的观念，也坚持“六经之道，惟其近于情面。”他还说：“夫圣人之为经，《礼》与《春秋》合，然后无一言之虚，而莫不可考，然尤未尝不近情面。”（苏轼《诗论》）苏辙后来也发挥这一观念，提出共同的“礼以养人为本论”，并洋洋洒洒写成一篇专文。他说明如冠礼养人之始，婚礼养人之亲，丧礼养人之孝，来宾礼养人之交，乡礼养人之本，等等，把各种礼仪都同人们的尘俗日子结合，不再局限于曩昔笼统的儒家道德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