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格瓦拉同志
魏武帝曹操之所以可以削平诸侯、一统华夏，除了把“足食足兵”的准则发挥到极致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把汉献帝牢牢的控制在自己手里，由此获得以朝廷名义征伐招讨、号令全国的本钱。依照常理来讲，已然“挟皇帝以令诸侯”能带来如此丰盛的“盈利”，那么，作为地盘最广、号召力最强的军阀，袁绍更应该争先恐后，以便成果一番大工作，但他终究却没有这样做，似乎是失算备至。
袁绍剧照
事实上，攫取冀州之初（191年）和汉献帝从长安冒死逃回洛阳后（196年），袁绍曾在大谋士沮授的主张下，两度滋生出想派兵迎奉皇帝的主意，但终究都不了了之。公私分明，袁绍之所以两度间断迎奉汉献帝的方案，绝非由于生性优柔寡断、目光肤浅，而是有其不得已的苦衷。归结起来，大概有以下三点原因：
首要，在袁绍看来，汉献帝并非合法皇帝。众所周知，董卓在废黜少帝刘辨、改立献帝刘协一事曾遭到部分朝臣的对立，其间便包含袁绍，而他也由此被排挤出朝。因而，尽管献帝坐了全国，但在袁绍的眼中他不过是董卓的傀儡，底子不具有合法性。不只如此，为了对立董卓集团，袁绍在关东纠合同盟军时，还计划拥立宗室刘虞为皇帝，只因后者坚决不愿听命才作罢。
汉献帝剧照
尽管没有完结另立朝廷的希望，但袁绍仍然不愿供认献帝的合法性。原因无他，袁绍以征伐董卓的名义起兵，而由于献帝跟董卓是一种变形的“共生”联系，那么讨董从很大程度上来讲无异于推翻献帝。假如袁绍转而供认汉献帝的合法性，那么讨董军事行动（包含征伐后来的李傕、郭汜）便失掉正义性，而袁绍靠此堆集起来的威望和声望也将化为乌有，这是他肯定不能承受的。
其次，在袁绍的眼中，汉献帝是一个“棘手的山芋”。诚如谋士郭图和大将淳于琼所言，假如把汉献帝迎奉到河北，那么出于君臣之道，袁绍有必要事事要向皇帝奏报，假如遵守皇命，那么自己的威望便会不断被削弱，而假如抗旨不遵，则难免会引起全国人的声讨，无论怎样看都不合算（“今迎皇帝，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非计之善者也。”引文见《后汉书》）。
曹操剧照
有人可能会拿曹操“挟皇帝以令诸侯”来辩难，证明傀儡皇帝非但不是“棘手的山芋”，并且还能给当事人带来无穷尽的政治“盈利”， 由此得出袁绍不愿迎奉献帝，乃是才智肤浅之举。其实这样说并不恰当。曹操从汉献帝身上榨取到很多的“剩余价值”不假，但在他能彻底控制住皇帝之前，曾面临过一系列政治暗算，略微举措失当便会死无葬身之地。
其实，关于挟制皇帝所需面临的危险，无论是曹操仍是袁绍，必定都会有清醒的知道。不过，曹操由于身世下贱（宦官养孙）、形象欠安、政治号召力极弱，他没有其他挑选，只能靠迎奉汉献帝来号令全国。反观袁绍，不只身世高贵、形象气质佳，并且政治号召力极强，底子不需要再凭借汉献帝来扩展影响力，天然也就没必要去面临那些政治危险。
东汉末年群雄割据图
终究，袁绍忧虑汉献帝与河北世家大族合流，要挟自己的位置。了解前史的朋友都清楚，东汉是个世族占有分配位置的朝代，各州郡内部的世族之间常常相互联婚、结盟，以此来保护共同利益，除作为“全国共主”的皇帝外，他们绝不愿容易承受外地宗族强加的控制。就袁绍来讲，其所属的汝南袁氏尽管是豪族，门生故吏遍及全国，但根基究竟还在河南，若想在河北安身，仍然面临着诸多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袁绍难免会发生这样的顾忌，即一旦把汉献帝迎奉过来，那么河北的世家大族们很可能便会联合起来，以拥护皇帝为名限制他，然后构成两个权利中心，并经过逐渐减少权利的方法，终究将自己的实力赶出河北，完成“冀人治冀”的愿望。更何况，活跃倡议迎奉汉献帝的沮授正是河北世家大族的代表，便更是增加袁绍心中的疑虑、忧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