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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有不少大臣投降了叛军，如东京就有受叛军官者陈希烈、王维等300余人，这些人均被逮捕下狱治罪。肃宗还专门任命礼部尚书李岘、兵部侍郎吕湮为详理使，与御史大夫崔器共同审理陈希烈等人降叛军之罪。吕湮、崔器认为诸陷叛军官员皆背国从伪，按律都应该处死。肃宗也想如此，以杀一儆百。但李岘却说：“叛军攻陷两京，天子走保蜀中，人们各自逃生。这些陷贼官都是陛下亲戚或勋旧子孙，现在一概以叛逆罪处以死刑，恐有乖于仁恕之道。并且叛乱还没有最后平定，河北未下，群臣还有许多陷于叛军。如果从宽处置，是开其自新之路，如果全部诛杀，是坚其叛逆之心。《尚书》有言：歼厥渠魁，胁从罔理。吕湮、崔器只是死守律例，不识大体。希望陛下深加考虑。”
双方意见不一，争论了好几天。最后肃宗还是听从了李岘的建议，将陷贼官分六等定罪，重者刑之于市，次赐自尽，次重杖一百，次三等流、贬。达奚珣等18人被斩于城西南独柳树下，陈希烈等7人被赐自尽于大理寺，应受杖者皆杖于京兆府门。只有安禄山所任命的河南尹张万顷因为在叛军中保庇百姓而被免罪，大诗人王维则因为在洛阳时写诗表达他对唐廷的眷念之意也被免罪。
［李岘，字延鉴，李唐宗室子弟，为唐太宗李世民第三子李恪孙，曾任京兆尹，宽政惠民，勤政廉洁，为百姓办了很多的实事。天宝十三年（754年）秋，大雨成灾，玄宗深为忧虑。宰相杨国忠因为李岘不肯依附自己，便将灾荒归咎于李岘，贬其为长沙太守。李岘当京兆尹时，由于治理有方，粮价低而稳，百姓欢心，结果李岘一走，粮价飞涨，百姓恐慌。于是长安流传“欲粟贱，追李岘”的说法，意思是要要想使长安粮食价格低廉，最好是把李岘追回来。杨国忠为了隐瞒灾情，故意找到了一穗饱满的稻谷，拿给玄宗看，胡说道：“雨下得虽然很大，但决不会影响庄稼收成。”当时杨国忠擅权，无人敢站出来说出实情。玄宗心中其实也不大相信，退朝回宫后，见左右无人，便问心腹宦官高力士：“淫雨连绵不断，天下怎么会没有事呢？你不妨据实告诉我真实情况。”高力士叹了口气，说道：“自从陛下把朝政大权交给杨宰相后，赏罚无章，法令不行，以至阴阳失度，天灾人祸不断，天下怎么还能太平呢？群臣都不敢直言，我也只好不再多说什么了。”玄宗听后默然无语。高力士表面上是不再多说什么了，潜台词是明显的。满朝文武，无人敢揭露杨国忠的劣行，偏偏高力士说出了实话。但玄宗太过宠爱杨贵妃，对杨国忠也就听之任之了。可见高力士确实得到唐玄宗的充分信任，也因此获得了令人畏服的权力，但没有依仗权势为非作歹。李岘与妻子独孤峻的墓志于2000年在西安出土，为唐代著名书法家徐浩所书。］
而那些死也不肯投降的名士则受到表彰。汲郡（今河南汲县）青岩山有个名叫甄济的隐士，因为操行高尚而名声在外。安禄山没有谋反之前，聘请甄济为采访使和掌书记。甄济感觉到安禄山有反叛之心，便假装中风，辞官回家。安禄山称帝后，念念不忘甄济，派心腹蔡希德带领两名刀斧手来召甄济，倘若甄济抗拒，便就地处死。结果甄济自己伸着脖子，等着刀斧手行刑。蔡希德颇为不忍，于是没有杀他，回去告诉安禄山说甄济患了重病。但即便如此，后来安庆绪即位后，也派人强行把甄济抬到洛阳。幸好一个多月后，广平王李俶就率军收复了洛阳。肃宗任命甄济为秘书郎，让他住在三司馆舍，令那些受叛军官爵的大臣对其列拜，以此来让那些人心中惭愧。
两京收复后，安史之乱进入另一个阶段，留守范阳的史思明逐渐替代安庆绪成为另一主角。安庆绪逃出洛阳后，惶惶不可终日，一路奔至邺郡（今河南安阳），才算安定下来。但其最得力的大将李归仁率领精兵曳落河及同罗、六州胡兵数万往范阳而去，沿途路过之处，大肆劫掠，人物无遗。留守范阳的史思明对此很是惊惧，先埋伏下精兵，再派人去招李归仁部，曳落河与六州胡兵都就此投降了史思明，只有同罗兵不肯听从，结果被史思明打败，财物被史思明夺走，剩余的同罗兵逃归其国，史思明一时实力大增。安庆绪畏惧史思明势力强大，派部将阿史那承庆和安守忠到范阳调遣史思明的军队。史思明心中不平，范阳节度判官耿仁智趁机对史思明说：“你现在位高势重，别人不敢进言，我愿冒死进一言。你为安氏父子尽死力而战，是迫于其凶威。现在唐王朝中兴，天子仁圣，你如果能率所部归顺朝廷，必转祸为福。”其裨将乌承玼也说：“现在唐朝复兴，安庆绪朝不保夕，你何必为其卖命而死！如果归顺朝廷，以赎前罪，易于反掌。”于是，史思明决意归顺唐朝。肃宗闻讯大喜，封史思明为归义王，继续担任范阳节度使，他的7个儿子都封了高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