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文艺家】
光明日报记者 方 莉
严家炎近照本报记者 刘平安摄/光明图片
87岁的他，被作家宗璞称为北京大学里的“大侠”，率先把金庸的武侠小说搬进北大课堂，秉笔直书为丁玲、萧军等人“翻案”，把鲁迅小说《铸剑》归为武侠小说而与一位学者发生激烈笔战……在一次次文学论战中，他坚守着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他说：“无论为学还是做人，都需要一点‘傻子精神’，即不计利害，脚踏实地，坚守良知，只讲真话。”
初冬的北京阴雨绵绵，别有一番历史感。在养老院的文化室里，87岁的现代文学研究专家、北京大学资深教授严家炎已静候多时。见到记者，他上前一步，热情而有力地和记者握手。落座，耳边传来悠扬的钢琴声，身后是老人们的书画作品。在这样的文化氛围里，严家炎娓娓而谈。
他目光坚定且专注，语速缓慢而清晰，似一株饱经风霜的不老松。忆起幼时读过的《孟子》，老人张口便来“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谈起当年的种种文学争论，他不疾不徐地讲述前因后果；说到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成熟，欣慰之情溢于言表。
1933年出生于上海的严家炎，从小喜欢文学，高二时在上海的《淞声报》上发表两篇短篇小说，由此一生与文学结缘。1956年，他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成为文艺理论方向副博士研究生。然而，当时的形势打断了这个求知若渴的青年人的学习梦想。入校不到两年，由于缺乏教师，系领导找严家炎谈话，让他给留学生讲中国现代文学史。就这样，他提前走上了文学教学与研究的道路。
作家宗璞称严家炎为北京大学的“大侠”；学术圈里，严家炎是人如其名的“严上加严”；在夫人卢晓蓉眼中，他是“一名纯粹的学者”。听到这些评价，严家炎淡然一笑，说起一段往事。20世纪60年代初，严家炎参加《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编写时，主编唐弢一再强调，要读原始材料，翻阅期刊，以便了解时代面貌和历史背景，作品要查最初发表的期刊。两年多时间里，严家炎先后阅读了近二十种文学和文化期刊，留下了至今还保存着的十几万字笔记，弄明白了许多纠缠不清的疑难问题。“这对年轻学者的成长极有好处，我后来在教学和研究中也一直坚持这个习惯。”
认真研读，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在北大，严家炎一边研究，一边学习，在现代文学领域有了不少新的发现和开拓：重新发掘了“新感觉派”和“后期浪漫派”；著作《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填补了小说史研究的空白；发现鲁迅小说以多声部的复调为特点；提出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不是“五四”时期，而是晚清时期。
严家炎认为，文学之所以为文学，就在于它是有思想的艺术。真正的文学，总是能通过自己的思想艺术去吸引人、打动人。在他眼里，一些有思想的通俗文学也值得关注和研究。
20世纪80年代，金庸的武侠小说刚传到大陆就广受欢迎，而当时很多人认为武侠小说“犹如鸦片，使人在兴奋中滑向孱弱”。1992年，严家炎到香港中文大学做研究期间与金庸结识。初次见面后，金庸就邀请严家炎去他家里小聚，二人无话不谈，从少年时的兴趣爱好到武侠小说再到围棋，聊得格外投机。临别时，金庸送给严家炎36册第二版金庸小说。深入阅读金庸作品后，严家炎发现，“金庸小说包含传统文化的丰富底蕴和中华民族的深刻精神，体现了过去武侠小说从未有过的相当高的文化品位”。
1994年10月24日，北京大学授予金庸名誉教授。当日，严家炎发表了题为《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的讲话，指出金庸小说的出现，标志着运用中国新文学和西方近代文学的经验来改造通俗文学的努力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如果说‘五四’文学革命使小说由受人轻视的‘闲书’而登上文学的神圣殿堂，那么，金庸的艺术实践又使近代武侠小说第一次进入文学的宫殿。这是另一场文学革命，是一场静悄悄地进行着的革命。”1995年春，严家炎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设“金庸小说研究”课程，第一次把金庸武侠小说搬进北大课堂。
这样的评价和实践引起了当时文学界的论争。“但事实胜于雄辩，现在，大学课堂研究金庸武侠小说已不是新鲜事，各地的武侠小说研究会也已遍地开花。”严家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