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绍与曹操成长的事情，正是东汉王朝走向没落的时期。陈寅恪先生《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第一篇魏晋统治者的社会阶级(附论吴、蜀）》指出，魏晋统治者的社会阶级是不同的。不同处是：河内司马氏为地方上的亲族，儒家的信徒；魏皇室谯县曹氏则出身于非儒家的寒族。魏、晋的兴亡递嬗，不是司马、曹两姓的胜败问题，而是儒家豪族与非儒家的寒族的胜败问题。
陈先生观点之后，这个理论不断被人放大，成了一个非常有影响的论断。如田余庆先生说，曹操和袁绍是在同样的历史条件下登上政治舞台的：就是黄巾起义打击了世家大族，东汉政权暂时保存但苟延残喘。
关于河内司马氏的阶级集团的问题，仇鹿鸣在《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中做了详细的阐释。
仇鹿鸣说，以儒术自持是司马氏家族文化转向的结果，但是我们不能将其所沾染的儒风仅仅等同于经学，需要注意到其家族博学好古的风气与专守一经的经学世家之间存在着学风新旧的区别。司马氏家族与汝南袁氏、弘农杨氏这些四世三公的典型汉代经学世家有所不同，笔者认为将司马氏家族视为东汉中后期兴起的新兴文化家族似乎比笼统地将其称为儒学大族更为合适。而在完成文化转向的同时，司马氏家族依旧保持了拥有乡里势力、倜傥大度、注重事功的地方豪族特征。
而曹氏的“非儒家的寒族”论断，看上去是没问题的。
首先，谯县曹氏确实看起来不像个儒家。其发迹似乎比起司马氏家族从司马均起一代代由军功转入经学，成为儒学大族在地方形成豪族再至中央取代曹氏更为短暂。其发家史比较模糊，连陈寿都说曹氏的发家“莫能审其生出本末”，至多也就追随到曹嵩、曹腾、曹节。他们和夏侯氏关系亲近，当然也是地方豪族，但走的是依附皇权而迅速蹿升为中央高官的这一路径（由军功转向累世经学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汝南袁氏和弘农杨氏和河内司马氏，这都需要很多代的累积），后借助乱世的割据混战，在曹操卓越的政治及军事才能下，统一北方。
所以，柳春新在《曹操政权中的谯沛集团与颍川集团》一文中将曹魏统治内部的谯沛人士直接形容为一个集团。他说曹氏、夏侯氏都属籍沛国谁县,两个宗族间的密切关系由来已久由曹篙出继曹氏,使夏侯氏与后来的曹魏皇室之间多了一层宗族意味在此基础上,曹氏、夏侯氏互通婚姻,结成更加牢固的宗亲关系。曹氏、夏侯氏宗族是曹操创业过程中的一支骨干力量。在争霸战争中,其中军主要将领有曹氏新秀曹纯、曹休和曹真。
比起大族，谯县曹氏、夏侯氏确实算“寒族”，但是至曹腾、曹嵩，他们至多是“高而不贵”，个人认为，寒族的说法在这一时代不算完全准确。
《三国志》注引司马彪《续汉书》曰：（曹）腾父节，字元伟，素以仁厚称。邻人有亡豕者，与节豕相类，诣门认之，节不与争；后所亡豕自还其家，豕主人大惭，送所认豕，并辞谢节，节笑而受之。由是乡党贵叹焉。长子伯兴，次子仲兴，次子叔兴。腾字季兴，少除黄门从官。永宁元年，邓太后诏黄门令选中黄门从官年少温谨者配皇太子书，腾应其选。太子特亲爱腾，饮食赏赐与众有异。顺帝即位，为小黄门，迁至中常侍大长秋。在省闼三十馀年，历事四帝，未尝有过。好进达贤能，终无所毁伤。其所称荐，若陈留虞放、边韶、南阳延固、张温、弘农张奂、颍川堂谿典等，皆致位公卿，而不伐其善。
曹操曾祖父曹节的邻居丢了一头猪，到曹节家寻找，指认曹家的一头猪就是他走失的猪，曹节不与他争执，让邻居将猪牵回去。后来邻居家走失的猪自己跑回家来，邻居感到羞愧，赶忙登门道歉，送还曹家的猪。曹节也不责怪，笑着接受了。于是乡里之间都称赞曹节是一位仁慈敦厚的人。
换个角度看，曹节的行为完全就是东汉士人所标榜的样板，他在当地显然是颇具名望的。
曹节有四个儿子长子伯兴，次子仲兴，次子叔兴，小儿子曹腾字季兴，从小就送进宫，那是汉安帝时期。
汉安帝在位十九年，到永宁元年（120年），当时汉顺帝做皇太子，邓太后因曹腾年轻谨慎厚重，使他侍候皇太子读书，特别受到汉顺帝亲爱，饮食、赏赐都与众人有所不同。延光四年（125年），汉顺帝即位，曹腾任小黄门，升为中常侍。建康元年（144年）八月，汉顺帝去世，汉顺帝刚满两岁的儿子汉冲帝继位。永嘉元年（145年）正月，继位不到半年的汉冲帝便夭折了，大将军梁冀立了八岁的勃海孝王刘鸿的儿子刘缵为皇帝，是为汉质帝。这一段皇帝与外戚的争端，在《说三国01 |东汉灭亡真的桓灵二帝的锅吗（中）？》说过。最终，在曹腾等人的拥立下，15岁的刘志登上帝位，是为汉桓帝。定策迎立汉桓帝有功，受封“费亭侯”，累迁大长秋，加位特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