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那些表示愿意接受利玛窦规矩的传教士，则在不久领到了北京发给的票——这成为传教士在中国继续居留传教的护身符。
在南京发生的拒绝领票事件之后，康熙先在杭州，又在回程途中的扬州接见了那些愿意领票的传教士，直郡王为此发了敕文，《钦命传教约述》这样写道：
康熙四十六年，圣驾南巡，钦颁勅文，备载履历，杭州传教修士艾斯玎、宁波郭中传、绍兴龚当信，四月初四日叩觐于杭州行宫。二十六日，各省传教修士共二十二位同在扬州行宫陛见，俱蒙恩赐筵宴，并赐纱缎，钦颁勅文，永在中国各省行教，不必再回西洋。且谕云：“领勅之后，尔等与人犹如一家人了。”其勅文俱命直郡王亲手授付。臣玎等伏聆圣谕，柔惠远人，尊崇天主，陶淑万民，至矣尽矣。
在北上回京途中，上述未领到票的临清州的方济各会士于康熙四十六年五月十三日（1707.6.12）也接受了直郡王颁给的执照。
清廷颁给意大利方济各会会士康和子的票
康熙南巡其实是观察当时政治和权力运作的绝佳契机。我们看到在第六次南巡中，伴驾的皇长子直郡王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他与传教士面对面地接触，颁票与否都由他定夺。当然直郡王之所以敢如此严厉对待传教士，肯定不敢自作主张，必定得到了皇帝的默许，有着康熙的幕后支持。有清一代以康熙朝的皇位继承最为惊心动魄，但也从某个方面表明康熙的诸皇子都颇有才能，没有哪一位能占有绝对优势。康熙帝在培养教育皇子方面尽心尽力，幼年时对他们严格要求，成年后让他们各有所司，将皇子推到了重要位置，构成了皇家统治的重要一环。从南巡中放手让直郡王负责外交事务即可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