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多罗在公开来华禁止祭祖祭孔的使命之后，引起了康熙皇帝大怒，不再善待多罗，并任命皇长子直郡王负责与传教士交涉。1706年8月，多罗离开北京，沿运河坐船南下，准备返回欧洲。
如果说在此之前礼仪之争还只是天主教的内部事务，那么由此开始则逐渐演变为教廷与清廷的外交危机。康熙感到皇权受到了外来干涉，大为不悦，于是在1706年12月发布谕旨，要求在华传教士来京领“票”，以获取传教与居住的资格，并开始限制传教士的活动。但同时，康熙还是准备与教廷沟通，派遣了数批耶稣会士赴罗马斡旋。欧洲所藏档案记载了康熙要求传教士领票的经过和大致内容：
多罗直郡王、武英殿监看制造等项员外郎赫世亨、张常住，养心殿看制造等项赵昌等，于本月初七日同议具题随奏，凡各省天主堂居住传教西洋人等有内务府印票者，任其行走居住，不必禁止，不给印票者，凡堂不许居住，往澳门驱逐，凡新旧西洋人等在各省要领票来京者，不得阻滞，但不许久住，急速催往来京，嗣后将给票不给票人等名姓开写，交与包衣大人，由伊衙门行礼部，由礼部转行各省。等因具题，奉旨：依议。交与礼部。钦此。
嗣后西洋人来京给有票者即行贵部外，将先经领内务府印票西洋人数目一并移送等语。嗣后相应将西洋人给与印票者，凡堂居住，不必驱逐，不给印票者，地方官不许容留，往澳门驱逐前往，有情愿领票者，彼地方毋得久留，着速来京，为此将给予印票不给予印票人等姓名开列，一并移送贵部，相应知会通行直隶各省可也。为此知会，等因到部，相应移咨直隶各省可也。
这道旨意发布之后，就陆续有一些传教士到北京领票。多罗得知这一消息时，已到达南京，对此他采取了强硬的回应措施，于1707年1月25日发布了“南京敕令”，要求所有在华的传教士严禁中国礼仪，这一决定使康熙更加震怒，教廷与清廷的外交危机进一步升级。从1706年12月到1707年3月，多罗在南京停留了约3个月之后回到广州，准备在那里等待法国或英国的贸易船只，返回欧洲。但是他刚到广州，就接到上谕，受命不得登船返航，要他到澳门暂住。1707年6月，多罗及其随员在官员们的护送下，再度到达澳门，失去了人身自由。被祝圣为枢机主教的多罗，1710年6月死于澳门囚所。
同时我们看到一般只负责宫廷事务的内务府，在南巡中扮演的角色也十分令人瞩目，其官员负责皇帝与传教士的沟通，俨然成为当时的涉外机构。这些官员如赫世亨、赵昌、王道化、张常住、李国屏等人，都是天子近臣，他们不仅询问不同的传教士和教徒，而且掌握多罗和传教士的一言一行，并随时上报皇帝，为康熙处理礼仪之争提供依据。
南巡当中皇帝与传教士的接触也是重要的一环，特别是最后一次南巡，可说是一次涉及宗教的外交之旅。从几次南巡的记录可以明显看出，传教士最后失去了康熙的优待，又在教廷与清廷之间陷于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他们在直郡王或者说是皇帝的要求下，立约服从利玛窦规矩，永不回西洋；另一方面，教廷特使则领有教皇严命，禁止礼仪，要求他们不得遵从“利玛窦规矩”。要么遵从中国礼仪，要么离开中国，去留都是艰难的决定。也就是从这时开始，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逐渐转入了半地下的状态，最后导致雍正皇帝的禁教。
康熙南巡对于清代政治有着重大意义，在巩固统治、加强皇权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目前的研究显然很少触及外交这一层面。随着中国礼仪之争在康熙朝愈演愈烈，皇帝对于传教士的态度逐渐由怀柔远人、用其技艺的宽容，到了怀疑其学说并限制其传教的警惕，最终上升到了清廷与教廷的直接对立，其矛盾冲突在最后一次南巡中表现得极为充分。我们利用国内和欧洲所藏的中西档案和文献，揭示了一些南巡被人忽略的层面，希冀还原康熙时代更为丰富的历史场景。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封面图片：13世纪开始，以插图手抄本为主导的犹太艺术迎来黄金时代。图片选自Golden Haggadah（1330），现藏大英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