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再回头看康熙皇帝的最后一次南巡，行程大约是这样的：1707年2月24日，康熙从北京出发，随行的有皇太子、皇长子（多罗直郡王）、皇十三子、十五子、十六子。经东昌府，2月11日到达济宁，3月30日到达扬州宝塔湾行宫，经句容，4月8日到南京，在南京期间，观看了军队的演武操练，还拜祭明太祖孝陵，4月13日离开南京。后经句容、镇江、常州、无锡、苏州、松江、嘉兴，于四月到仁和（杭州），并驻跸西湖行宫。后经嘉兴、苏州府、丹徒、扬州（四月甲午，宝塔湾行宫）北返。
我们看到这次南巡正好在多罗发布南京敕令之后不久，因此康熙皇帝正处于对于教廷特使的极度愤怒当中，对于传教士也失去了原本的和颜悦色，在途中接见传教士都是要他们选择立场，决定去留。
水陆交通要道如临清、扬州和南京等地，传教士都早就建有教堂。康熙专门派直郡王（也就是皇长子、大王爷胤禔）在这些地方就领票事召见传教士，详细询问他们有关礼仪的看法。按照朝廷的旨意，若传教士按照遵守利玛窦规矩、领票，才能在中国永久居住，否则就要驱逐到澳门或回国。
临清主要是方济各会士的驻地，北京主教伊大仁也住那里。康熙在到达临清之后，曾专门召集和会见了方济各会士，他们大多打算领票，接受询问，并表示遵照圣旨，但当时并没有马上给他们发票，大有再加考察之意。
到达淮安之时，康熙发现没有传教士来要求领票，于是向法国耶稣会士巴多明打听其中的缘由，巴多明答曰不知情，康熙帝和直郡王于是命他到镇江打听消息。4月1日，康熙到达扬州，巴多明介绍了五位在镇江的葡萄牙耶稣会士，即穆德我、安怀仁、李若瑟、瞿良士和索玛诺，其中穆德我为耶稣会中国副省会长。4月2日，这五位传教士被介绍给直郡王，直郡王问他们是否愿意领票，是否遵循利玛窦的规矩。他们回答说，愿意领票，并遵守利玛窦规矩，但多罗让他们遵守教皇的指示。第二天，直郡王再次询问，他们并没有改变主意，这让直郡王十分生气。于是康熙发布谕旨，将他们遣送广州：
四十六年三月初一日奉旨：西洋人波耳都噶国人穆德我、安怀仁、李若瑟、瞿良士、索诺，此五人俱着在广东天主堂居住修道，俟龙安国、博贤士来时，一并同来，给票不给票之处那时定夺，伊等的道不必传。
当时在南京集中了约二十名传教士，除了耶稣会士以外，还有曾追随多罗的意大利教士施体仁和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赫宣。传教士们都被要求就是否遵守利玛窦规矩、是否领票表态。大多数耶稣会士都表示愿意遵守，并永不回西洋。而施体仁和赫宣则表示不愿遵守利玛窦规矩，不愿领票，于是遭到直郡王的训斥：
（三月）初八日，直郡王、张常住奏：池州府西洋人赫宣、江宁府西洋人施体仁，问得施体仁是同多乐到中国的也不久，中国的字还认不得，赫宣是同薄显世到中国的，中国的书略读过些。问：“你们的教同利玛窦合不合？”他两个说：“利玛窦只是敬天主，与我们相合，别的敬孔子、拜祖先牌位，都不合。”“你们是这样的胡说，甚不合道理。当初利玛窦未到中国之先几千年，我中国道理没有一些不好，尔等若不到中国更好。日本一个小国，尔等去一个、杀一个，尔西洋把他怎么样？若你们再说甚么胡话，我都拿杀了。倘我天朝大国要杀尔等，又怕甚么？”限尔等五日内速速往广东赶上多乐说这个旨意。倘多乐又有别的胡说议论，连多乐都拿来杀了。若尔西洋为杀了多乐发兵来，我就与他打仗，尔九万里都能到中国来，难道我还不能与你们打仗么？有在中国的西洋人不传教，单自己修道也罢。尔等赶上多乐，一齐回去，若迟悮了，着尔等交与督抚拿锁锁了，解到广东澳门去。钦此。
这段对话非常生动，反映出当时清廷对传教士态度已十分严厉。因为这件事的影响，“四月初八日奉旨：西洋佛郎西亚国人赫宣，依大里亚国人施体仁，交与江宁总督巡抚，五月内起程往澳门去，同多罗同回去。伊等若过限期，督抚即上锁送往广东澳门。”不仅如此，其他各地的传教士也同样受到朝廷的盘问，先后有传教士被驱逐到澳门：
本月（四十六年三月）初八日奉旨：西洋佛郎西亚国人孟尼、董默觉，意思巴尼亚国人巴禄茂、万多默、方济国、赖鸣远、罗森铎、山若兰、艾毓翰、山若谷，此十人驱逐前往墺门去，意思巴尼亚国人郭多禄在广东天主堂居住。……五月十三日奉旨：依大里亚国人劳弘纳（恩）五月内即驱逐往澳门去，以上西洋人不曾给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