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五次南巡中康熙接见西洋传教士为的是“怀柔远人”，见面时通常“天颜甚喜”，然而最后一次南巡时则形势突变，尽管与前次南巡相隔仅一年多。从几次南巡的记录可以明显看出，传教士最后失去了康熙的优待，又在教廷与清廷之间陷于两难的境地。】
康熙皇帝在位期间曾六次南巡，对南巡的目的与意义，史家多有讨论，但很少有人注意康熙在南巡途中与传教士多有互动，而最后一次南巡又与前五次有着明显差别。这些活动很少见诸国内所藏官方文献，幸而一些当时在场的传教士把接见的经过、对话生动地记录下来，有的还刊印问世，并寄回欧洲，我们才得以一窥端倪。
台湾和三藩之乱平定之后的1684年，康熙首次以巡视河工、祭拜孔子与明陵为由南巡，考察官员，了解民情，同时也借机笼络江南汉族士大夫。之后又相继南巡五次，最后一次在1707年。康熙每次南巡，凡所到之处，常常询问是否有教堂和神父，并亲自接见传教士。前五次南巡，康熙都对传教士十分友好，而最后一次则因教廷特使多罗来华，导致清廷与教廷矛盾激化，礼仪之争达到高潮。下面我们就将根据国内和欧洲所藏文献和档案，展示南巡时康熙与传教士的互动，并重点讨论最后一次南巡途中，康熙、直郡王和内务府官员在礼仪之争时对于传教士的态度。
康熙帝一生都与天主教传教士关系匪浅。1668年，杨光先（1597—1669）和耶稣会士南怀仁在午门外赌测日影，但大臣中无人通晓，年轻的康熙帝于是发奋学习西学。最初由南怀仁、安文思、利类思担任御用教师，1688年后有徐日昇、安多、张诚、白晋等人传授西学。康熙倚重传教士的一技之长，每次出巡，多请他们陪同。1682年春，南怀仁曾随康熙帝巡游东北。1696、1697年，康熙亲征噶尔旦，张诚、安多也一同随行到西北，沿途观测日月食，并测量北极高度，以决定当地的经纬度，而1700年之后每年随驾去热河避暑山庄的传教士则更多。每次出巡，传教士陪侍在侧，有的作为医生，有的作为翻译，有的作为画师，有的作为天文学家，随时备询，回答康熙帝有关历算、医药、自然和地理知识的问题。西学与传教士成为康熙日常生活乃至政治生命的重要部分，也成为他治理国家的工具和手段之一。
在南巡中康熙也常常接见传教士，当时的传教士和教徒有所记录，并结集成书，陆续刊刻问世。其中《熙朝定案》记载了前五次南巡的情况，而第六次南巡（1707年杭州）的记载，则见于教徒张星曜等人所写的《钦命传教约述》。这些都是非常难得的第一手资料。
据《熙朝定案》统计，康熙皇帝在南巡途中接见传教士，如：1684年在南京接见毕嘉和汪儒望；1689年分别在济南、杭州、江宁、济宁接见柯若瑟、殷铎泽、潘国良、洪若、毕嘉和利安宁；1699年在无锡、杭州接见潘国良（当时张诚、白晋随行）；1703年在杭州接见郭天宠和习圣学；1705年在淮安、杭州接见蒙輗、杨若翰、艾斯玎、隆盛、何纳笃和艾毓翰；1707年在杭州接见艾斯玎、郭中传和龚当信。其中除蒙輗（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艾毓翰（多明我会会士）、何纳笃（传信部教士）等人外，多数是耶稣会士。
从记载中可以看到，有的传教士从杭州到苏州、无锡，有的从严州到淮安接驾，有的从苏州到杭州见皇帝。康熙帝则派内务府侍卫到教堂拜天主，表明对天主教的关爱和对传教士的重视。见面时康熙常常嘘寒问暖，打听他们的年纪、国籍、来华的时间、住处（天主堂），是否到过北京，是否认识某某传教士等等。传教士则一般会送上“方物”（西洋礼物），表达对皇帝的感激和敬意，康熙帝照例会收下一些礼物，作为回报，向传教士赏赐食品，赠送银两和礼物，传教士收到礼物后要照例“谢恩”。
有意思的是，为了迎合康熙对西洋奇器的爱好，传教士进献的“方物”中有许多科学仪器，如验气管、望远镜、浑天仪、日晷、日月星钟、天文比例尺，还有照面镜、玻璃瓶、玻璃彩球、万年眼镜、西药、西洋文具、西洋秤、西纸和女鱼骨珠。康熙帝特别对天球感兴趣，并让毕嘉将验气管送到北京。在与传教士的对话当中，康熙也特别问他们是否晓得天文、医学、地理等“格物穷理”知识，表明他对西方科学的浓厚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