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辉煌，武盛文昌，文以诗为首。唐代于诗之造诣在中国历史上被视作不可超越的巅峰。在唐诗光芒的笼罩之下，宋诗却受宋代历史背景与社会发展的影响而与唐诗大异其趣。在重用文臣的宋代，士大夫以国之栋梁自居，有着强烈的政治责任感。所以在宋代，反映社会，干预政治始终是诗文最重要的主题。
另外，理学成为宋代的官方哲学，宋诗受其影响，以理性为主。士大夫著书弘道，排除异端，诗亦是论道媒介。宋代并非治世，边境不宁，军队不利，屈辱求和，由此，宋代充斥着忧患意识，体现在诗中多是沉稳内敛，并没有唐代诗歌的潇洒浪漫。到了南宋中期，陆游、杨万里、范成大等优秀诗人引领了诗坛风尚，将宋诗的发展推向巅峰。
这些诗人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
他们的创作已基本脱离的江西诗派的局限，而是着眼于生活和大自然进行创作。以寻常的角度，或描述民间疾苦，或歌颂田园生活，来抒发自己的爱国之情。
身为“中兴四大诗人”，范成大曾作为使者前往金朝。沿途的见闻让他颇有感触，连连写下七十二首使金绝句，这七十二首亦奠定了他在南宋诗坛的地位。只可惜，范成大的绝句仅在南方流行，北方鲜有人知晓这位南宋使者曾写下的慷慨诗句。
根据文献的记载，当时中兴四大诗人里唯有杨万里的诗作流到金朝，成为备受北方文人称赞的杰作。之所以杨万里的诗句能够引发北方文坛的共鸣，是因为，杨万里的作品另辟蹊径，多以自然为表达对象。以自然的角度写出的句子，往往浑然天成，清新自然。
李纯甫对杨万里的作品赞誉有加，多次称其诗句“活泼剌底，人难及也”。不过，这位金朝文豪生平的诗句中，并无诚斋体的痕迹。倒是在李纯甫之前，王庭筠、赵秉文这两位诗人的作品颇有杨万里的风韵。
不过，随着金王朝在蒙古的压迫下濒临灭亡，轻松写意的诚斋体，不再符合时下的社会背景，所以诚斋体势必会被文人淡忘。
就像元好问在《又解嘲》里表达的那样：
诗卷亲来酒盏疏，朝吟竹隐暮南湖。
袖中新句知多少，坡谷前头敢道无？
根据钱钟书先生的诠释，这首诗里的竹隐和南湖都是另有所指的，隐喻了杨万里诗句的模仿者徐似道和张镃。
照此来解读，整首诗的意思是这样的：徐似道和张镃这些以新巧之风哗众取宠的诗人，他们的作品倘若放到苏、黄这些文人的作品前，简直没有半点可比性。
苏、黄二人在诗坛的地位不容撼动，徐似道和张镃纵使在当时再出名，也无法望其项背。所以用苏黄来讽刺徐张，颇有以大欺小的嫌疑。不过，笔者却认为，这首诗未必是在讽刺徐、张两位诗人，倒像是在针对他们所效仿的诚斋体。
且看元好问的诗作中，亦没有与杨万里诗句类似的作品。所以，他极有可能不屑于效仿诚斋体，并对这种文体嗤之以鼻。这也间接说明，当时虽诚斋体流行于北方，但并不是每个北方诗人都能接受这种文风的。
除了杨万里的诚斋体之外，陆游的作品在南宋如此流行，想来亦有机会流传到北方。清人翁方纲将陆游、元好问合称为“天放奇葩角两雄”。
那么，元好问读过陆游的诗句吗？
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提到两人的生平作品中有几处相似的地方，但这不足以证明元好问接触过陆诗。
对于金朝诗人来说，陆游的立场是与他们相对的。而陆游的句子里，有满含政治倾向，所以陆游的作品即便能流传到北方，也应该是文人们私下里传递的“禁作”。
到了南宋末期，国家的危亡让宋朝的文人们陷入绝望的情绪中。意志的消沉，让诗人几乎丧失了创作欲望。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无疑进入了冰河期。
这一时期成名的诗人，大多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江湖诗人”。在这些诗人中，仅有刘克庄、刘辰翁、戴复古的格调比较高，留下的作品值得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