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意义的“学士”，是完成了学业并获取了学位的本科生。古代的“学士”，则是官职的一种。
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学士制度，这项制度在唐宋时期被发扬光大。早在唐初，太宗李世民便延揽天下的青年俊杰，将这股力量收归己用。这些年轻的学士，相伴于皇帝左右，为他提供政治上的建议，有时也会草拟一些不怎么重要的公文。
到了唐玄宗当政的开元时期，国家发展蒸蒸日上，政治工作也变得更加繁忙。朝廷设置的中书舍人，很难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本职工作，于是，皇帝便抽调了许多青年人才，让他们来担任中书舍人的副手。这些被临时抽调的人才，便是“翰林学士”的雏形。
为了安置这些人才，李隆基设置了“翰林学士院”，这是一个独立的机构，由皇帝直接调派。他们的职责变得正规化，负责起草某些类型的诏书，并担任皇帝的政治顾问。在皇帝进行决策时，亦有一定的决策权。
安史之乱以后，由于天下用兵频繁，军国多务，深谋密诏，皆出自“翰林学士院”。因此，翰林学士的地位就更加重要了，许多军国要事，甚至不与中书省商议。据《旧唐书·陆贽传》记载，德宗时，泾原兵变，天子出奔，翰林学士陆贽“行止辄随从”，“虽有宰臣，而谋猷参决，多出于贽，故当时目为‘内相’。”
宪宗时又于诸学士中选资高望重者一人为承旨学士，参谋禁密，权任独重，元稹《翰林承旨学士记》云：“大凡大诏令、大废置，丞相之密画，内外之密奏，上之所甚注意者，莫不专对，他人无得而参”。这种翰林学士承旨的职权，实际上已经不只是起草文书诏制了，还直接出谋划策于内廷分割外朝宰相议政之权，可谓名副其实之“内相”了。
因为，翰林学士都是皇帝身边的近臣，深得统治者信任，所以丞相往往会在这群人中诞生。翰林学士随着政治需要发展壮大，这就意味着草拟诏书不再是中书舍人的特权。从这以后，历朝历代的诏书都被分为“内制”和“外制”两种：
由翰林学士起草的，便是“内制”，一般来说里面都是些关乎军国大政的重要内容；
中书舍人所起草的诏书便是“外制”，里面是常规内容。
封建王朝的人才选拔制度，往往注重人才的家世背景和资历经验。但是，在选拔翰林学士时，皇帝更倾向于学士的个人修养、才学见识和办事能力。到了宋朝，翰林学士的权力达到巅峰。成为翰林学士的人才，无不是朝廷的顶梁柱，平时能参与到国家大事的决策之中。以至于，从翰林学士中选拔宰辅，在两宋时期已成为约定俗成的惯例。
根据文献记载，北宋与南宋见于史册的翰林学士总共有371人，其中，有163人后来成了宰辅。由此可见，翰林院在宋代已成为孕育宰相的温床。之所以宋代的翰林学士地位如此突出，是因为自太宗皇帝开始的“重文轻武”政策。宋朝皇帝有多重视文人和文官，从历代宋帝的政策中就足以窥其全貌。
文官的班序比武将更高、文官被调度到地方担任知事监督地方政府、科举的录取人数比武举更多。作为当时最有学问的群体，翰林学士的身价自然水涨船高。不过，虽然大多数宰辅都出身于翰林院，但自他们成为宰相的那一刻起，便已与翰林学士站在对立面。毕竟，翰林学士的存在，对宰辅大臣的政治地位造成了巨大的威胁。
宰辅无疑是一人之下的存在，在外廷处于核心地位，几乎每个外廷大臣都要听命于宰辅。然而，翰林学士的立场却十分微妙，他们是皇帝身边的私人顾问，且个个都是皇帝信赖的近臣。他们的存在，极大程度地限制了外廷的权柄，制约了宰相。
宋朝皇帝明明对这种现象心知肚明，为何还要看到翰林学士与宰相对立的情况发生，反而要从翰林学士中提拔宰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