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一个人口众多、文化博大精深的国家，会陷于如此悲惨的境地呢？上千万人被镇压、被管制、被饿死，有的是在“屡战屡胜”的战争中阵亡，这样的国家最后成为一个拥有诸多英雄、众多的被镇压者、无数监视者的国度，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人们再次开始探索俄罗斯所肩负的特殊“使命”，此次传播甚广的思想是一种陈旧但特具“颠覆性”的思想，即俄罗斯正在完成自己的使命——警示世人事先提防人为的、国家教育和社会教育导致的死亡和毁灭，展示乌托邦主义的难以实现性和灾难性，特别难以置信的是，19世纪一代代的“先进分子”都对此十分狂热，并将全部希望寄托在乌托邦主义建设上。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我本人拒绝相信如此美好的“使命”，我是一百个不相信，一千个不相信。
俄罗斯从未有过任何特殊使命，也根本不可能有什么特殊使命！
从原则上讲，民族的命运与个人的命运毫无区别。如果一个人带着自由意志来到世上，他就可能会选择自己的命运，可能会成为一个善人或恶人，他本人将会对自己负责，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他必将遭受异常的痛苦或接受被承认的幸福，不，不是自我承认，而是得到参与行善的最高法官——最后审判的承认（我特意选用了比较谨慎的词语，因为谁都不能准确地知道，上帝的最后审判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过程），那么，任何一个民族也会这样对自己的命运负责。不能因为自己的“不幸”而怪罪他人，即不能怪罪诡诈的邻居或阴险的征服者，也不能怪罪突发事件，因为突发事件都不是偶然的，也不是由于某种“命运”、劫运或使命注定的，而是由于每一次偶然都有具体原因……
许多偶然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均是俄罗斯人的民族性格之使然，因为俄罗斯人的性格决非单一性的。在俄罗斯的民族性格当中，不仅融合了各种矛盾性的特点，而且“同一音域”内同时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特点：带有极端无神论特点的宗教性、夹杂着吝啬的无私奉献；当他们面对外部情况时，既表现出典型的实用主义，又显得孤立无助；既有沙文主义倾向，又有民族的妄自菲薄；他们的热情好客精神经常带有对人类的一丝仇视；他们不善于带着突然出现和非凡的顽强精神去作战。
普希金曾经说道，尽管俄罗斯的暴动“是毫无意义和极为残酷的”，但是在暴动过程中，这些特点首先表现在暴动者自己身上，表现在因内容贫乏、思想表达不清而献身的暴动者身上。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声明说：“俄罗斯人的心胸宽广，过于宽广，我真想使它变窄些……”
不少人认为，俄罗斯人在所有事情上都表现得非常极端。这种看法是完全正确的。若想弄清其中的原因，需要进行专门的讨论。在此我只想说，其中都具有非常具体的原因，无须相信什么命运和“使命”之类的东西。中间派的观点是很沉重的，俄罗斯人简直无法承受。
俄罗斯人在各方面都表现得特别极端，而在这种特性当中，还有一种极端的轻信。在俄罗斯历史上，正是由于俄罗斯人的轻信特性，才导致出现了数十名伪沙皇。从某种程度上讲，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是因为他们（根据大众的认识）想进行大变革，而不是孟什维克建议的那种小变革。我对文件和资料（报纸、传单、口号）中没有反映出的这些论据记忆犹新，它们早已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中。
俄罗斯人不幸的根源，就是由于他们过于轻信
轻信并不是轻率，绝对不是。有时轻信会使人觉得是一种信任，轻信与善良、同情和好客密切相关（甚至与那种最熟悉的、目前已经消失的习俗——慷慨好客相关）。也就是说，在民族性格的“对舞”队列里，正反两方面的特点混合在一起，而轻信却是这一队列的反面特点。有时轻信能导致经济计划或拯救国家的轻率计划：比如，赫鲁晓夫起初相信养猪业，后来又相信养兔业，最后开始倾向于玉米种植，这些都是俄罗斯平民非常典型的特征。
俄罗斯人常常自嘲过于轻信：我们做一切事情都带着“也许”“但愿”“大概是”“恐怕是”的侥幸心理，做事马马虎虎，但同时又企盼“时来运转”。甚至在最严峻的时刻也能充分反映俄罗斯人典型行为举止的这些词语，难以被译成其他任何一种文字。这并不是轻率在某些实际问题中的表现，我们不能对它们做出这样的诠释，而应该将其理解为：以不自信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对个人命运和个人使命的相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