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三国演义》相同重视提醒工作之间的联络。三国时期是我国前史上汹涌澎湃、如火如荼的年代，魏、蜀、吴三方的政治奋斗、军事奋斗和交际奋斗扑朔迷离。要体现如此杂乱的局势是颇费功力的，而《三国演义》较为成功，其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便是重视提醒各工作之间的联络，特别是《三国演义》的战役描绘特别为人所称道。以赤壁之战为例，从原因到完毕，作者共用了八回的翰墨，其间包含曹操下书、诸葛亮舌战群儒、蒋干上钩、草船借箭、黄盖用苦肉计、庞统献连环计、孔明借东风、关羽义释曹操等若干个小故事。一切工作环环相扣，有张有弛，疾缓相间，成为安排谨慎的全体。
三、《三国演义》“春秋特征”之成因
《三国演义》之所以有明显的“春秋特征”， 与作者的发明动机、我国的文明传统和文学传统等许多要素有着亲近的联络：
(一)类似的发明动机
《左传》云：“大上有立德，其次有建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永存。”[10]2237立德、建功、立言为人生三件永存的工作。立德应是圣贤的工作，常人远远赶不上，因而儒家知识分子大多积极进取，巴望建功立业。但一旦功业不遂，又只好退而求其次，以“立言”为方针，完成人生的价值。因而我国古人有“发奋著书”的传统。《史记 ·孔子世家》谈到了孔子作《春秋》的动机:“子曰:‘弗乎弗乎，正人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可矣，吾何故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6]1943《报任安书》也说:“仲尼厄而作《春秋》”。孔子周游列国而政治建议得不到施行，将自己满腔的政治志向付诸于《春秋》之中，期望后世可以了解自己。
咱们关于罗贯中的生平知之甚少。据贾仲明《录鬼簿续编》知其大约日子于元末明初。明王圻《稗史汇编》称罗贯中为“有志图王者”，听说罗贯中还曾是元末农人起义军领袖之一的张士诚的幕僚。罗贯中生于元末明初的浊世之中，巴望建功立业，可是志不得伸，只好转而“逼真稗史”，将自己“仁政”“王道”的政治志向寄寓在《三国演义》之中。
竺洪波《〈三国演义〉:效法孔子作〈春秋〉———罗贯中“有志图王”新说》一文以为罗贯中“有志图王”是“效法孔子作《春秋》，所图之王当为观念之王，而并非指实践地争做帝王。”[18]罗贯中“所图之王”究竟是什么姑息不管，但他应该的确是效法孔子作《春秋》的。罗贯中发明《三国演义》和孔子作《春秋》有着相类似的发明动机──经过作品寄寓自己的社会志向和政治志向，垂范后世，以此完成人生的“永存”。因而，在详细的发明进程，罗贯中也自觉或不自觉地融进了《春秋》的许多特征了。
(二)《春秋》的巨大影响力
在儒家传统的“六经”之中，《春秋》的位置较为特别，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称之为 “礼义之大宗”。后经董仲舒等今文经学大师的发起，《春秋》的位置更加尊隆，关于我国古代思维、文明、作品等许多范畴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一位封建年代知识分子，罗贯中对《春秋》等儒家经典必定是很熟悉，并深受影响的。
并且，每当浊世，《春秋》的“影响感召力弥强”[19]，其“尊王攘夷”思维越发闪现光芒。罗贯中日子的年代，正是异族控制的时期，山河板荡，神州陆沉，中华文明处于存亡绝续之秋。在这样的年代背景下，罗贯中《三国演义》体现了 “人心思汉”的思维倾向。“人心思汉”之“汉”， 应该不只是指蜀汉之“汉”，还包含了“汉民族” 和“汉文明”。这是《春秋》“尊王攘夷”思维在特定年代背景下的体现。
(三)文史不分的传统
我国古代有“文史不分”的传统，文学与史学之间常常呈现出一种难分难解的状况。如先秦《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典籍虽是前史作品， 但又是咱们评论先秦文学时有必要提及的。至于《史记》，更是被誉为“世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在“文”与“史”两方面都臻于极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