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与《三国演义》，旧时一为“长久之至道， 不刊之鸿教”[1]的儒家经典，一为“稗官野史”的“小说家言”[2]，位置判若云泥。以现代观念来看，《春秋》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而《三国演义》则为前史演义体小说的开山之作，文体也天壤之别。但细细研读《三国演义》，咱们会发现其间与《春秋》暗相契合之处颇多。《三国演义》全书在思维主题、叙说笔法、内容取舍、叙事结构等方面都深受《春秋》影响，有着较为显着的“春秋特征”。已有学者对《三国演义》与《春秋》某一方面的联络进行了论说，如评论关羽形象与“春秋大义”之间的联络[3]112-117，“春秋笔法”在《三国演义》叙事结构中的效果等[4]。本文将力求较为全面地提醒《三国演义》中所包含的“春秋特征”，并对其构成的原因进行开始的探求。
一、《春秋》的特征
一般以为《春秋》本为周代各国史记之通名， 后孔子据鲁史官所撰修订而成《春秋》，《春秋》遂成为鲁国史记之专名。《孟子·滕文公下》云：“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5]2714孔子修订《春秋》的意图，一方面是用作授徒的教本， 但更首要的是要在其间寄寓自己的政治志向。《春秋》的特征首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激烈的正统观念
《史记·太史公自序》:“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必、道之不可也，对错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全国外表，贬皇帝，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罢了矣。”[6]3297《春秋》中所寄寓的孔子的政治志向， 即为“春秋大义”，其内在包含“正名”“尊王攘夷”“大一统”等方面。[7]
“正名”便是定正名分，这是孔子以为改变浊世的要害。《论语·子路》中孔子谈到了“正名” 的重要意义:“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惩罚不中；惩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8]2506因而在《春秋》中皇帝死曰“崩”，诸侯死曰“薨”，大夫死曰“卒”，这样严厉的差异便是为了确认各人的名分。又如春秋年代吴、楚等国国君均僭越称王，而《春秋》仍贬之为“吴子”“楚子”。孟子对此有“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的赞誉[5]2715。
“尊王”的中心是爱崇周室，以周皇帝为全国共主，对各诸侯国进行有用的控制；而“攘夷” 是为了抵挡落后的粗野部族的侵犯，保卫华夏的先进文明。
所谓“大一统”，是指完成全国政治、经济、思维和文明等范畴的一致。《春秋·隐公元年》经文云:“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解说道：“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然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9]2196公羊学家诲人不倦地解说“元年春王正月”的“微言大义”，便是由于历法的一致是国家一致的重要标志。孔子在春秋这样的浊世之中，提出“大一统” 的思维，具有必定的现实意义。
《春秋》所倡议的“正名”“尊王攘夷”“大一统” 的思维是两千多年间我国政治品德的中心观念，对我国的前史与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一字见义”的“春秋笔法”
所谓“春秋笔法”，是孔子在《春秋》中创立的一种行文办法，即在记叙前史时，对人物和工作并不直接表达自己的观点，而经过词汇的选取、细节的描绘、资料的挑选等办法，宛转含蓄地表达出作者片面观点。《春秋》中往往是一个字的差异， 便会体现出褒贬来，正所谓“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
《春秋·隐公元年》经文曰:“郑伯克段于鄢”。《左传》对其“微言大义”进行了分析：“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 ‘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走，难之也。”[10]1716“郑伯克段于鄢”六字，为“春秋笔法”之著例。
“春秋笔法”是我国古人极力赞颂的作品办法，对后世的史学、文学作品都影响甚巨。
(三)“笔则笔，削则削”的资料取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