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说服潘学城和林超文当模特，他请两人吃了一顿酸菜鱼。不过后来，两个模特谁都不愿意脱光。最后在刘奎纬的画上，未来的人类站在冰川或荒原，身上留着口罩和裤衩。
他们3人还有陈艺儿是大学同班同学，也是班里为数不多选择职业艺术道路的几个。2010年毕业之后，同学大多去当教师，有一些考上公务员，还有几个回去继承家产。
林超文害怕按部就班的生活。他留着一头长发，从初中开始思考人生，结论是没有什么盼头，考虑出家。后来他遇到了画布，就一头钻了进去。“我有自己的路，干吗不去走？路上会有遗憾，但起码我来过，我是为自己活的”。
对潘学城来说，画画意味着自由。提起画笔，蘸上色彩，落下的每一笔都不可预知，也不可复制。他不想做循规蹈矩的工作，不喜欢“重复重复再重复”。
为了争取展示和推广作品的机会，他们经常背着一沓打印在A4纸上的作品小样去画廊毛遂自荐，“要不然怎么可能轮得到你”。和同门师兄黄海清、师妹黄秋霞还有策展人苇风组成“二打六”，就像是互相支撑、抱团取暖。他们时常聚在一起想方案，以集体的形式做作品，从架上绘画扩展到装置、雕塑和行为艺术。
陈艺儿的退出让刘奎纬很失落，有一段时间甚至不知怎么和她说话。2年之后，他也选择了离开。原因很直白——“欠太多钱了”。
坚持了7年，他始终没能找到生活与创作的平衡点。教艺考课每月能挣八九千元，但是挤占画画的时间。全身心投入却又到了经济的最低谷，省吃俭用也不够，2017年他已经欠债四五万元。
如今，他和妻子在惠州生活，工作养家，收支平衡了。“如果当时我没有去做，可能我现在会觉得遗憾”，但艺术创作暂且被他摆在次要位置。
黄秋霞也在2018年选择了退出。她回家乡清远当老师，生活变得规律而平淡，跟之前比像是“两个世界”。她结了婚，刚刚做母亲。
“我既想他们留下，又愿意他们走。”黄海清心情复杂，时常怀疑“二打六”到底有什么用。有时候一个人在被窝里控制不住流泪，但睡醒之后又振奋地琢磨接下来做什么作品，下次要去找哪个鬼城，“像恋爱一样的感觉，不断地闹、不断地要分开又分不开”。
如今，苇风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攻读博士，黄海清、林超文和潘学城还在广州。黄海清反复强调，“二打六” 是一个灵魂，跟人数无关，就像一张画，画了20年还觉得不好，虽然不会时时刻刻都在画，但总会继续下去。
去年，他们遇到一位投资人，在广州太古仓成立了一家美术馆，门票1元。他们想利用这个平台，给包括自己在内的年轻艺术家提供展示的机会。下一场关于鬼城的展览也会在这里举办。
在一名网红到访后，这间美术馆成为热门“打卡地”。一到周末，展厅就挤满衣装精致的俊男靓女，稍不小心就会走进别人的拍照区域。一位网友慷慨地在软件里打出五星评分说：“出片率很高。”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陈轶男 来源：中国青年报
根据2016年的数据，全国共享单车用户数激增700%，野蛮生长的问题也随之显现，在广州，“二打六”成员见到许多被毁坏或丢弃的共享单车。有的扔在那里无人问津，甚至堆成了“坟场”，还有一些被人为损坏，随意丢进河道。
“共享时代变成垃圾时代”，2017年，名为《共享时代》的行为艺术作品由此得来。黄海清他们穿一身黑，赤脚下河，从河道垃圾中把共享单车打捞起来，再用特大黑色塑料垃圾袋包裹，运到展览现场，让这些“遗体”陈尸在美术馆。
那时距离ofo小黄车停运还有2年。现在回看，刘奎纬觉得，艺术作品有时扮演先行者。如果日常的工作是人类发展的流水线，那么艺术更加前卫、创新，通过不断地尝试和探讨，艺术也许能提供看世界的新角度。
“我希望我们有力量，但它非常微弱，很多时候只够把问题提出来。”黄海清说，他希望更多人关注鬼城、反思鬼城，可能就会带来改变。
此前有媒体报道了他们睡鬼城的事，新闻评论栏里，有人认同，也有人说无聊，“一群人吃饱了撑得难受”。黄海清毫不介意，“只要有讨论，就说明这件事有意义”。
他期盼鬼城还能活过来。“有决策权的人把资源充分地利用起来，不要换个领导就换个开发思路。或者把它改造成创业园区，这样它不就有新的生命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