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天，宋琦就嗅到了“火药味”。
“坏了，走错路了！”拐入路口，宋琦对照地图和建筑物，越看越不对劲，急忙喊停。
车队原路返回，宋琦发现相邻不远处还有一个路口。“可地图上只有一个路口。”宋琦恍然大悟：原来，第一个路口是“烟雾弹”。
到达营地后的任务更“惊险”——
医疗后送车一下就运来20多名“伤员”，重症轻伤混在一起，坐了满满一地。军医和护士一共才5个人，大家忙里忙外。
这时，一名“轻伤患者”引起了宋琦注意。治疗期间，他一直观察营区环境，还在地上画着什么。问诊时，他思路清晰，对伤病临床感受的叙述非常完整，还反复询问是否有特效药。
病床紧缺时，这名“伤员”还挣扎起身，为其他伤员腾让病床。
当这名“伤员”趁机坐在物资储备帐篷附近，把手伸进衣服里找什么东西时，宋琦一下子反应过来。
“不好！”顾不得多想，宋琦飞身扑上去。经过一阵激烈搏斗，“伤员”被制服……
宋琦胳膊擦伤了，手心里都是汗。当年博士生毕业答辩，站在6名专家面前，他都没这么紧张过！
原来，一名“敌对分子”伪装成“伤员”，混进了后方医疗所。好在发现及时，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作为一支诞生在战火中的医疗队，“白求恩医疗队”一边战斗一边救死扶伤的故事，宋琦听过很多次。
时针回拨到1938年，晋察冀边区。时年16岁的卫生员张业胜成为白求恩大夫的助手，一直到白求恩病逝。
行军途中、打仗间歇，年轻的张业胜抓紧一切时间学习医疗知识。1945年秋，张业胜被任命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第二分院院长。3年后，他又升任兵团第二兵站医院院长。
为配合作战行动，张业胜汲取白求恩创办“流动医院”的经验，将100多名医护人员分为两个医疗队，一组负责收治重伤员，另一组负责收治轻伤员和内科病人。
兵站医院“建在牲口背上”，一头驮着药品和医疗器械，一头驮着篷布，就地展开就是“手术室”……
“敌”袭警报骤然拉响，刺鼻的发烟弹直接把宋琦呛出眼泪，拉回现实。
医疗队接到撤离指令，可现场还有10多名伤员。担架有限，4名女护士一咬牙抬起病床和伤员就跑。
路上，护士张微微被石头绊倒。来不及查看伤口，她又一手抬起床腿，摇摇晃晃向后送车跑去。
上车后，宋琦给张微微查看伤口。她的膝盖已经肿成大包，小腿也不能回弯。“幸好是最后一个课目，我完成任务了！”张微微松了一口气。
启程返回前，宋琦把“白求恩医疗队”的队旗摘下，仔细叠好，放进背囊里。
队旗下，是一沓写着“优秀”的考核评定证书。
一群人，一束光
“我们隔空拥抱一下吧。”
2020年春天，武汉火神山医院外，准备出院的患者已登车。穿着厚重防护服的“大白”，张开手臂，护目镜下是早已哭红的双眼。
“大白”，是来自“白求恩医疗队”的医疗专家赵玉英。
除夕夜，赵玉英在“请战书”上按下手印。背起行囊，来到集结区域，和战友们举起右拳宣誓时，赵玉英看见矗立在医院住院部楼前的白求恩雕塑正向前挥手。“那一刻感觉特别踏实”她说。
赵玉英还是小女孩时，在课堂上学过《纪念白求恩》。那时，她心里就悄悄埋下了一颗种子。
“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赵玉英对这句话印象深刻，现在还能流利地背出来。
高考后，赵玉英如愿进入吉林省白求恩医科大学。一次上课，老师组织大家测量血型。当结果显示为O型时，赵玉英“高兴得要跳起来”。能和白求恩是同一个血型，能当“群众血库”，那是多幸运的事！
毕业时，成绩优异的赵玉英面临两个选择：一是去北京读研究生，一是穿上军装，到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工作。
赵玉英选择了后者。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前身是晋察冀军区后方医院，创建于抗战初期。白求恩以身殉职后，为纪念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晋察冀军区将后方医院命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走进白求恩曾战斗过的医院，赵玉英感觉既兴奋又荣幸。
一次聊到来医院的初衷，赵玉英得知室友张笋也是为“白求恩”而来，两人很快成为无话不谈的战友加“闺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