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0年代后期，1980年代开始，上海书画出版社开始转型了，进入到现代意义上的出版业。以卢辅圣为代表的前辈们经过现代美术训练，包括绘画和学术后，进入出版界。他们站在更高的一个层面，站在学术、研究和创作等多方面的视角，再来看待中国传统艺术在当代的发展。卢辅圣先生最大的贡献就是把学术引入进来了。以前，书画出版更多的是一种作品的呈现，图像的呈现，是学习某种技能的呈现。到了卢先生这一代人的手里，通过多种的出版方式，如期刊运作、期刊发表、学术研讨等，把学术研究的内容加入到书画出版中。同时，他们也在用前瞻性的眼光和学术的素养来推进学术建设。
中国书法宝库
朵云轩上海书画出版社二十五周年纪念展销会在80年代到90年代，董其昌研讨会，《朵云》杂志、《书与画》杂志等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这些是有前瞻性的。因为当时文史方面的学术发展已经比较深入了，而艺术领域在这方面从事的人员相对少。有些一流的学者居住在海外，交流确实受到了阻碍的。因此，那时候《朵云》杂志就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交流平台、它聚集一批人，同时来关注一些重大的学术课题。这些学术课题的设置跟卢先生为代表的前辈的眼光，对艺术史研究的看法，关键节点的认识有非常大的关系。这也奠定了之后，书画出版社学术出版的基因。
1981年10月26日，第一届中国书学研究交流会
《书法》杂志四十周年纪念庆典现场澎湃新闻：书画社基本上是从艺术本体的角度，从学术和艺术的独立性，从80年代一直到现在，都将它作为中国艺术的重要的基石来做， 尤其不容易。
王立翔：首先，因为出版社的命名已经规定了出版方向。 第二，我们引入了一批出版人，都是以此为专业擅长的，在这个领域当中不断地生根。
澎湃新闻：我们也知道，很多书画出版社的编辑都是国内首屈一指的学者，如王中秀先生对黄宾虹的一些整理，一些编辑在离开书画出版社后，在上海美术界也十分活跃。
王立翔：对。他们也得益于书画社的氛围和项目。我们最早是对黄宾虹先生的遗存文献进行了整理。这和卢辅圣当年在国美学习阶段对黄宾虹的认识是有关。后来，我们与浙江博物馆合作，共同启动了对黄宾虹先生的整理工作。王中秀先生当时已经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资深编辑了，他在领受了任务之后，非常投入，不计得失，坚持了10多年，一点一点地把黄宾虹的遗存的文献整理出来。以此说明，我们一批出版人都在各自的领域当中，长期耕耘，付出，有的要10年甚至20年的经历。
澎湃新闻：应该说这么多年这10年来上海出版社的学术一直延续，并且在深度上不断地拓展。如出版了《董其昌全集》、《吴昌硕全集》、《海派艺术大系》等。你到了书画社以后，对整个基因的继承和弘扬和再拓展有着怎样的逐渐清晰的过程？
王立翔：前期，我通过学习和消化，对书画社的积累有了一个认识。第二，我也梳理了不足的地方，避免走一些弯路。我们在符合文化传播意义的同时，还要保持企业的经营行为，让它能够良性地，更有优势地做好传播工作。这必须要考虑方方面面。
《张珩文集•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
张珩与中国古代书画鉴藏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张珩文集•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出版首发仪式结束后全体来宾、专家学者大合影书画社在前几任的领导的运作之下积累得非常好，格局非常宽。比如，最早的一条产品线是书法，包括法字帖，技法的辅导出版物等，这几乎跟60年的历程是相辅相成的。这种优势我们必须要保存和发扬。 第二，在后期的选题中，要围绕当初的优势产品线进行展开，先巩固，再提升。因为学科是在不断发展的，所以怎么样继续做好学术高地，需要我们在后续不断加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