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整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也会有意识地做到，不仅仅只以这7位古典社会学理论大师的理论为唯一解释，而是会连带出很多相关联，甚至是相对立的一些社会学理论，以使得对于当代社会现象的讨论可以更加充分和立体。同时在话题的选择上，也会偏向选择那些在社会上曾经引起公众讨论的热点话题，以帮助大家在这些熟悉的社会现象上，带入社会学的分析思维，从而可以有更深刻的理解和感悟。
澎湃新闻：作为一本社会学通识读物，《穿透：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的语言非常通俗易懂，即便是没有接触过社会学理论的读者也能接受和理解。这与你以往的学术写作一定有很大的不同。在你看来，这种类型的写作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严飞：面向公众的写作和面向学术圈的写作是不同的，面向学术圈的写作会更加强调理论的精进和复杂，强调数据模型的推导和演算；而面向公众的写作，则更多的是用更加简明易懂的语言，展示最后的演算结果，如何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启发。在学术写作中，有的时候为了证明自己的学术功底，会有意无意地掉掉理论书袋，用更加复杂的模型来演算，或者是用别人没有用过的方法来推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复杂似乎变成了学术生态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环节。但公众写作就不可以这样，更应该是一种简约之美的表达，需要与大家分享我们的思考和发现。公众写作不是说教，而是一种平等的分享。
另一方面，这样的分享，因为学者身份所在，所以在对一个事件做判断之前更加需要严谨，需要加入证据，甚至加入一些比较的思考维度，这样你的分享才会增加更多的信度和效度。同时，我们不可以越过自己的学术边界，自以为自己什么都会，然后就说东道西。简言之，要时刻守住学者的底线。
对现实的强烈关怀，是社会学的天性
澎湃新闻：你自己是如何与社会学结缘，踏上社会学研究的道路的？从事社会学研究这么多年，你认为社会学为你带来了什么？
严飞：我是2000年进入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就读，从此就和社会学结下了深厚的学术之缘，随后又在英国、中国香港、美国学习和工作，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去亲身实践社会学的方法，带着比较的视野去观察社会，最后又作为社会学系的老师，站在讲台上给年轻的学子教授什么是社会学。
数一数，接受这一学门科的训练也已经整整20年了。这20年里，我对于社会学的理解也发生了变化。记得才上大学的时候，对于什么是社会学，还停留在社会学就是研究社会的学问，社会学的最主要方法就是社会调查，社会学学生毕业后可以进市场调查公司这样一个基本的认识阶段，那到底什么才是社会学所研究的“社会”，对于“社会”的复杂性也懵懵懂懂说不清楚。但是随着不断的阅读、写作和田野调查，我会更加看重社会学的学术内核和现实关怀，那种对于社会秩序与人类本性这一问题的穿透性探索，以及扎根基层关注转型时期问题的学术品质。诚如我在这本书的导言里所说的，这20年里，我也曾在公共空间里和友人激辩有关社会正义与道德秩序的命题，也曾在乡村的田野里被口述者一字一句道来的家族史而撕裂内心，和被访者一起在一段大历史的裂痕前泪流满面，更曾记录过社会转型时期的一个群体、一个世代、一个社会的彷徨和呐喊、失落与希冀，倾听时代的歌声。在这一过程中，透过社会学的专业视角，我有看到个体在人性中的艰难选择和不舍，社群对于集体记忆的保育与珍视，社会在失范边缘，中产阶层的挣扎以及重建规范与道德的迫切。这些话题，又如何在历史的维度之下不断重现，带领我们回到历史的框架中，去寻找社会发展与制度治理背后隐藏的线索。
澎湃新闻：在你看来，社会学家需要承担怎样的社会责任？写作这样面向大众的科普书籍，是否也是履行社会学家职责的一部分？
严飞：对于现实的强烈关怀，这一点是社会学的天性。社会学天然就是一门更加关注底层，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学科。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就曾经说过：“我不相信社会科学能拯救世界……我所具有的知识使我对人类的机遇有非常悲观的估计。但即使这是我们现在所处的境地，我们还是必须问，如果凭借智识确能发现摆脱我们时代危机的出路，那么不正轮到社会科学家来阐述这个出路吗？我们所代表的——尽管并不总是很明显——是对人和人类处境的自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