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修新羽
实话实说，我的毕业季非常狼狈。
甫一入校，学院里的老师就把我们视为未来的“精英”，而课程设置也几乎全都是学术性内容。这使得我们中的很多人都忘记了一件事： “精英”也是需要自己找工作的。
在浓厚的学术氛围影响下，我其实没有严肃考虑过职业规划，求职方向一度十分简单明确：寻找一份能迅速扩大知识面、与人打交道的工作，以填补自己之前文学创作时在阅历方面的不足。马尔克斯、海明威、金庸等许多作家都是记者出身， “记者”就成为了我最心向往之的选项。本科阶段，我选修了新闻双学位，并在我心目中最好的非虚构写作团队《人物》杂志进行了三个月的实习；硕士阶段，我在业界顶尖的《GQ》杂志实习了七个月，在《中国青年报》实习了两个月。
时至今日，我依旧相信“记者”是个非常好的职业。它要你足够敏锐，能从受访者简短的叙述中寻找到最值得挖掘的信息；足够有耐心，能用几个月的时间反复打磨，尝试从各个角度向自己的选题靠近。它督促我广泛地关注和思索着社会性议题：那时我连恋爱都没谈过，却守在生殖中心门口，硬着头皮搭讪那些前去做试管婴儿的夫妻，试图理解“孩子”在一段婚姻中的分量；跟着刚窜红的演员去参加电影节，看着他在发言时落泪，看着他在KTV里像孩子那样追逐着一只气球。
但我也最终意识到，自己并不适合成为记者。
为了能第一时间得到最真实准确的信息， 记者几乎要保持二十四小时待命，有时甚至要在十五分钟内收拾好行李出发去机场。记者的生活要围绕采访对象的行程和时间而确定，为了打入做试管婴儿的家庭群体内部，我当时的同事假称自己也要做相关手术，在生殖中心附近的群租房里生活了一个多月。然而，由于平时经常写作小说，我习惯于保留属于私人的时间，不愿创作状态总被突发情况打乱。
另一方面，我太容易被采访对象的情绪所影响。2019年春节的时候，我在上海虹桥站参与腾讯《回家的礼物》节目，每天从二十余万乘客中筛选出那些带着有趣礼物回家过年的人，把他们请到直播间。在那里我遇到了一位二十岁的青年，他脚边的袋子里装着七八只奖杯，在上海当职业泰拳手三年了。“会让爸妈看你打比赛吗？”我问他。“不会，”他说。“因为不可能每一场都赢。”这样简单的一句话，让我整个下午都陷入恍惚，想到了许多沉默的思念与沉默的善意。在试管婴儿的选题上，采访对象突如其来的负面情绪也让我感到无法应对，仿佛整个生活都被蒙上了灰色。 对于写作者来说这或许是好事，在文学写作中有足够的时间和篇幅，足够我消化掉情绪。但对记者来说，这既影响专业度，又影响工作效率。最难受的那次，被编辑老师骂了一顿，坐十六站地铁从大望路回学校，眼泪止不住地流，摘口罩的时候沾了满手。
排除掉“记者”，我再次思考职业方向，发现自己对其他的行业并不了解。在求职网站上投了几份简历后，我接到了一个求职中介的电话，声称可以帮我进行简单规划。闲着也是闲着，我决定听她讲讲看。对方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有过什么世界五百强企业的实习经历吗？”“没有啊。”“为什么没有？”对方似乎很困惑，“你是清华的学生，世界五百强的实习应该不会很难找吧？”“我没想去五百强企业实习。”电话被挂掉了。
必须承认的是，我的努力确实不足。 按部就班地上课是不够的，随心所欲地阅读和创作也是不够的。我能够翻阅几十本中外文献去研究“阐释学的演进”或“文本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却对各行业各公司的风格、待遇、企业文化没做过任何调研，几乎一无所知。彼时已经是研三下学期，在找工作的同时我还面临着修改毕业论文的压力。周围的许多同学早就在大四就考虑好了职业发展，按部就班地找实习、投简历，尝试着不同的方向，并最终做出抉择。而留给我的抉择时间，只有短短一两个月。
2018年寒假，我只在家里呆了不到一周。那阵子，北京下了很大的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