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秋十月，硕果芬芳。一部典雅、厚重的《敦煌艺术大辞典》摆到了在敦煌研究院参加“2020年敦煌论坛”的代表和嘉宾面前，引起大家阵阵由衷的赞叹。此刻，我想起1996年初《敦煌学大辞典》由上海辞书出版社正式发稿之际，该辞典副主编、敦煌研究院段文杰院长说：“我们还应该编一部讲解敦煌石窟艺术的辞典，以应普及和深入研究敦煌艺术之需。”此话一出，即引起大家的共鸣。之后，在《敦煌学大辞典》排版过程中，樊锦诗副院长提出：希望出版社能提供由她和院里其他研究人员撰写的80余个词条的排样（据我约略统计，当时樊院长本人为该辞典的石窟考古、石窟艺术部分撰写的词条，有将近150条），出版社马上协调排版公司提前插排，满足了研究院的需求。据我推测，这可能就是编撰《敦煌艺术大辞典》的发端。
从上世纪90年代编撰《敦煌学大辞典》，如今到《敦煌艺术大辞典》的问世，其间相隔了20多年，虽仍系“弹指一挥间”的匆促，却是经历了“十年磨一剑”之艰辛。从敦煌研究院赵声良院长为此辞典撰写的序言中，我们可以了解该辞典编纂的详实经过，从段文杰、樊锦诗、王旭东到赵声良，从严庆龙、李伟国、张晓敏到余岚、张荣，凝结了几代“敦煌人”的无私奉献与数届“辞书人”的持续付出，值得我们钦佩，似无需再于此赘言。兹在捧读此皇皇巨典之际，对该辞典的特色与贡献发表一些浅显的个人感受，以求教于辞典的编纂者和喜爱敦煌艺术的广大读者。
莫高窟第98窟于阗国王供养像
莫高窟第156窟河西节度使张议潮统军出行图（局部）
众所周知，敦煌文化中最受广大民众青睐的敦煌艺术，是敦煌学研究的核心领域之一，也是因文明交流互鉴之结晶最为多彩夺目，文化内涵极为丰富、深厚而又独具特色的艺术门类。因为敦煌艺术与绵延万里、连通中外的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密切关联，与中华传统文化艺术的各个分支都有机接壤，所以它区别于较为单纯、狭义的“艺术”认知。这样，我们就能理解这部《敦煌艺术大辞典》，正是基于这个广义的艺术概念，其内容不仅包括建筑、壁画、雕塑三大艺术门类，而且涵盖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音乐、舞蹈、服饰、民俗、科技等广阔的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并延伸至敦煌历史、地理及石窟保护的大环境，将近3000条词目分编为28个类别，来向广大读者全面展示敦煌艺术的方方面面，包括与此相关的历史事件、人物和研究著作。相较1998年出版的《敦煌学大辞典》，所收词目近7000条，厘为60余个类别（其中与艺术相关的仅16类，另有人物、著作2类），约200万字，附彩图123幅。《敦煌艺术大辞典》收词目近3000条，约140万字，附高清彩图1000余幅；尽管其中三分之二的词目名称与《敦煌学大辞典》相同，但是比较之后即可以得知，不仅后者增添了不少新词目，分类更为精细、科学、实用，而且修正和补充了原有释词内容的讹误与不足，吸取了艺术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研究不少的新成果，这既契合了敦煌艺术研究的进程，可以更好发挥该辞典作为专科工具书的功能，也为敦煌学界修订《敦煌学大辞典》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宝贵经验和必要借鉴。鉴于此，我的第一个感悟是：辞书的稳定性是相对的，它随着学术研究进步的不断修正、更改乃至创新却是绝对的，这也是它生命力长久的基础和保障。
莫高窟第17窟（藏经洞）
《敦煌艺术大辞典》另一个让我感触颇深的是它的老、中、青三代学者的编撰队伍和编委组成。让我再做个比较：当年《敦煌学大辞典》的主编、副主编及编委共32人，作者121人，全部是学界老专家和中年学者，编委中敦煌研究院的研究员7人；这部《敦煌艺术大辞典》的主编、副主编及编委9人，8位均系敦煌研究院的研究人员，除了曾参加撰写《敦煌学大辞典》的5位老作者外，还增加了像《敦煌研究》编辑部孔令梅这样80后的生力军；在该辞典的70位撰稿人中，23位老专家已经仙逝，近20位已届耄耋之年的专家还在贡献余热，他们的研究成果依然为辞典增光；其他作者中除了一些中年专家外，也增添了近些年来在敦煌研究院脱颖而出的学术新秀，如张小刚、沙武田、赵晓星等。这个编撰阵容不禁使我又一次感叹：敦煌学研究的主体是“人”，“莫高人”是敦煌艺术知识传播和研究的主力军。如今，敦煌艺术的研究亦方兴未艾，特别需要关注对老、中、青几代敦煌学者研究成果的积累、梳理、传承和创新，既要保障引领学术潮流的权威性，领悟“后浪推前浪”的必然性，同时也必须认识到它的紧迫性。这也正是编纂辞典类工具书的重要功能和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