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控
永爱的实用主义在高中校园里也瓦解了。王食欲所在实验班不以成绩为导向，班里一半以上同学都有出国计划，启发和培育学生的都是那些在永爱看来“听不着响”的兴趣。
那三年里，实验班请剑桥讲师来讲《批判性思维》，请《北京遇上西雅图》导演薛璐晓给他们讲电影和纪录片。历史课上大家探讨竹林七贤，课后还能参加国学社，戏剧社，爱心社等活动。王食欲的同学里，有人搞摇滚，有人停课骑行去西藏，还有人因体型高大、上不去国内的公交车，转而研究新型公交车设计。还有一群人，在“模拟联合国”里，探讨如何解决非洲饥荒、美国枪支管理、印度种姓制度等世界问题。
所有人都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成绩在这里不是唯一重要的事。
经过最初的失落后，王食欲发现，只要找对自己的位置，就能活得很好。
有一次，生物课上老师解剖青蛙，讲解构造知识。王食欲冲到实验室质问老师：“为什么非得解剖才能讲？你这是在杀生。”一战成名。同学都在讨论王食欲的独特与勇敢，这让她受到鼓舞。“你知道那种感觉，就不会太在乎学习了。”
写作、拍电影给她更大的存在感。高中期间，她花几个月，到五个省拍摄尘肺病纪录片，获得国际大学生电影节奖，学校家长还因此给尘肺病人捐款5万。王食欲沉醉在那个世界里，她在学校也变得受欢迎，新年晚会上，好几个男生邀请她跳舞。
女儿变了，放学后不再自觉地趴在课桌上学习，成日捣腾写作、拍摄的事。永爱急了，“这一天天不学习，考不进北大可怎么弄？”
人生突然变轨。这一次王食欲决定自己掌握方向盘，终点不是清华与北大，而是北京电影学院。
永爱的世界坍塌了：“鸡了这么半天，就上这么一所‘烂学校’？”在她眼里，那就是一所文化课成绩极低的“技校”。北大才是永爱的完美梦想。当年小学同班女生考上北大，永爱的母亲总说，“你看谁谁谁，人家就能考北大。”
她和王食欲吵过，也劝过，“咱们进名校，不就是要考清华北大，将来好就业吗？”
王食欲没当一回事。初中她私下写作，小说和文章被杂志刊发，成为进名校自主招生的敲门砖，那时候起，她就发现自己的选择也可以是正确的，“之后，我就不会再听我妈的。”
永爱后悔了，后悔把女儿“鸡”进了名校。和女儿逐渐找到自我相比，这三年她始终被焦虑折磨。名校的家长，有人是人大代表，有人拥有一条街的商铺，还有人是大学教授。她只是一家企业的普通职员，和他们相比，家庭条件只能算中下。当别的同学去南极时，她只能负担女儿去美国做交换生——那是整个寒假所有游学项目中，最便宜的一个。
● 在UCL的图书馆自习。图/王食欲
她还要接受女儿的“质问”：你为什么不提干？
永爱的第一反应也是，这些年我为什么不努力？她第一次觉得自己不够好，“配不上女儿”。
这些年来，永爱的精力都用来做好一件事，就是照顾家庭。丈夫更像是一个合租室友，女儿的教育一概不插手，家里大小事情都要永爱操持，“我哪有时间和精力去提干？”后来，王食欲也反思，母亲的能力大于理想，却一生都被限制在这个家庭。
失控，委屈，失落，自我怀疑……永爱陷进混乱。她“害怕见那些妈妈们”。家长会让王食欲自己参加，家长拉她入群，她拒绝，“觉得自惭形秽”。
有时候，她一个人坐在公园的长椅上，看脚下的蚂蚁往窝里搬面包屑，“搬得再多也是蚂蚁，变不成蝴蝶”，就像这个世界的差距永远无法被抹平一样 。
但在考大学这件事上，永爱坚决不松口。那是她坚持了二十年的付出和希冀，不甘心如此付诸流水。
丈夫难得发表了意见，“女孩想学什么就学什么。”父女俩站在同一条战线，剩她一个人坚守。直到一次，母女俩在商场闲逛，毫无预兆地，王食欲的眼泪“吧嗒吧嗒”地往下掉。永爱吓坏了，担心女儿抑郁。
永爱妥协了。
永爱也试图“摆正”自己。女儿回伦敦后，对生活还是意兴阑珊。她就在电话里鼓励女儿写作。曾经在她眼里，音乐、绘画、写作、电影这些艺术都“没什么大用”。现在她决定放下成见。她说，“什么都不重要了，只要她跟我在一起，哪怕我养她也乐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