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趣前史小编为我们带来苏轼的“贬官人生”，期望对你们能有所协助。
苏轼的命欠好，主要是官运差。他终身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却一再被贬，贬地十多处，从仕四十年，竟有四分之三以上的时刻是在贬地度过。
他二十一岁便和十九岁的弟随父进京赶考，中同榜两进士。他最得主考官欧阳修欣赏，将他的应试文章《刑赏忠厚之至论》献给宋仁宗。宋仁宗看后不由击节叫好，竟开金口预言，苏轼有堪当大任之相才。
自古“君无戏言”，皇帝的金口一开，苏轼已根本被定性为未来宰相的培养对象，满朝文武天然对他刮目相看。不过命运如同总爱与他恶作剧，让他有宰相之才，却无宰相之命。
当他名动京师，正要大展身手之时，忽然传来母亲病故的凶讯，两兄弟随父回乡奔丧;待守丧期满再回京，已是嘉祐四年。被凉了几年，想入仕只能再考。嘉祐六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也是一考即中，且还得了个“百年榜首”。
现任皇帝宋英宗对苏轼也是欣赏有加，也想委以重任。但当朝宰相韩琦不知是何存心，却说苏轼太嫩，还需历练几年才堪大用。苏轼的命运也实在是差，当他到当地任“判官”历练四年回朝后，父亲苏洵竟病逝，只好和弟扶柩返乡，守孝三年。他又一次失去了从仕良机。当他三年之后还朝，曾给过他承诺的韩琦已不是宰相;宰相变成了施行新法的王安石。
他对王安石施行的新法颇不以为然，曾两次给神宗上书，全面批判新法。他说：“今天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北，若力行而不已，则大乱随之。”
对他极度不满的变法派嫌他妨碍，竟污蔑他扶父丧返蜀时贩运私盐。心若明镜的苏轼，无一言自辩，自请离京外放。
不料这一放便是六年。他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当官期间，改造除弊，颇有政绩。比方开凿两条河，使西湖免于淤塞;修了一条长三十里的大堤(即如今的苏堤)，扩展了湖面等。很难幻想，若没有西湖，是否还有后来闻名全国的富庶杭州?
因为他对新法采纳不同情绪，于民有利就推广，不然就揭露拒绝执行，这使他成了新党的“眼中钉”;不过给他带来灾害的，是对那些靠投机新法发家之人的嘲讽。如他在《湖州谢上表》中说：“知其愚不当令，谁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惹事，或能牧养小民。”
那些被剌痛的“投机家”，纷繁群起弹劾苏轼，成果苏轼被捕入狱103天，差点被砍头。这便是北宋闻名的“乌台诗案”。最终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可以说，“乌台诗案”后被贬，是苏轼的一次严重人生转机，因他从此开端了他的贬官生计。哪怕后来哲宗继位，启用对立新法的司马光为相，被召还朝的苏轼，因既对立新法派，又对立司马光尽废新法，建议参用所长，成果遭到新旧两派进犯，照样难安于朝，难逃一再被贬的命运。他最远的贬地是儋州。
在贬地和朝廷之间来往奔走，便是苏轼宦途日子的描写。他在《定州谢就任表》中无法地说：“筋力疲于来往，日月逝于路途。”
关于自己的“贬官人生”，苏轼在晚年自题画像时自嘲：“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在一个迂腐的王朝，哪怕是旷世奇才，也注定将无法发挥自己的政治志向。苏轼官运不利市，命运多舛，只因生不逢时，也是百般无奈之事。但是，虽然宦途崎岖，人生多艰，苏轼却从不失“奋厉之志”;哪怕一再被贬，流落海隅，他也一直遵从“以正人长者之道待全国”的仁政思维，据守良心，坚持旷达的人生情绪，令人敬仰。